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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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青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199号


　　《青岛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于2008年7月25日经市十四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夏耕
　　　　　　　　　　　　　　　　　　　　　　二○○八年八月四日

青岛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逐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以下简称市内四区）行政区域内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
　　市、区住房保障机构负责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的具体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受理、初审等工作。
　　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民政、财政、建设、规划、价格、监察、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统计、金融、税务、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优惠政策
　　第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供应，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并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确保优先供应。
　　为经济适用住房提供配套服务的经营性设施用地，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承担。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可以以在建项目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开发贷款。
　　第七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和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需要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住房保障机构应当出具准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证明。
　　第八条　建设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贷款利率优惠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规划建设
　　第九条　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市统筹、分区落实的原则。
　　市发展和改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建设、国土资源和房屋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市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制定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
　　第十条　市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编制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年度计划。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应当控制在65平方米以内。
　　第十二条　规划设计和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应当按照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的要求，严格执行有关住房建设标准，采取竞标方式优选规划设计方案，在较小的套型内实现基本的使用功能。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第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可以在商品住房用地当中配建，由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也可以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机构直接组织建设。
　　在商品住房用地当中配建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在土地出让合同中，将配建经济适用住房的建筑总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价格、销售对象及程序等事项作为附加条款。
　　严禁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以补交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变相进行商品住房开发。
　　第十四条　配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及其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应当与整个住宅项目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招标方式确定。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单位对其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承担最终责任，向购房者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
　　第四章　价格管理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应当在项目开工或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前，由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土资源和房屋、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布。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由开发建设单位根据楼层、朝向、质量和位置等因素，在基准价格上下不超过15％的幅度内确定，但总平均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基准价格。
　　第十八条　销售经济适用住房应当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以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购买的面积，按照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建筑面积标准与申请人原住房建筑面积的差额核定，超出部分按照同地段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购买。
　　超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购买部分面积的价款，由开发建设单位向市住房保障机构缴纳后，按本市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的有关规定上缴市财政，专项用于住房保障。
　　同地段商品住房价格由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第五章　申请审查程序
　　第二十条　凡夫妇双方组成的家庭及离异或丧偶带子女的家庭和年满35周岁的未婚人员及离婚或丧偶不带子女的人员（以下统称申请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一）申请人具有市内四区常住户口，其中至少一人达到5年以上；
　　（二）申请人财产、人均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符合市政府批准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的标准。
　　在申购经济适用住房之日前5年内，因离婚、继承、出售、赠与以及履行债务等原因，将家庭或个人住房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给他人的，应当计算原住房面积。
　　申请人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已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在退出廉租住房保障后，可以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家庭或个人的财产、人均收入、住房困难标准，由市房屋、民政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住房价格水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和人均住房面积等制定，经市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二十二条　申购经济适用住房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
　　（二）户籍和身份证明；
　　（三）住房情况证明；
　　（四）收入证明；
　　（五）财产状况证明；
　　（六）婚姻状况证明;
　　（七）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购买应当按照销售项目进行。
　　申请人在销售项目申请购买期限内向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资料。街道办事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进行申请资料审查，对申请人的住房、收入及财产状况进行调查，经评议、公示后提出初审意见，报区住房保障机构。
　　区住房保障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10日内会同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住房、收入等状况进行审核。对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日。对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经查证不成立的，报市住房保障机构。
　　市住房保障机构应当自收到资料之日起10日内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并书面通知区住房保障机构予以登记，由区住房保障机构发给申请人准予登记通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由区住房保障机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机构及民政部门在审查申请人的住房、收入及财产状况时，可以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及信函索证等方式。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第二十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经济适用住房预售许可后方可销售。
　　第二十六条　销售经济适用住房应当遵循住房困难优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市住房保障机构发布销售公告，内容包括房屋位置、数量、基准价格、开发建设单位及销售时间、地点、方式等；
　　（二）申请人持准予登记通知书到规定的地点办理购房登记手续；
　　（三）市住房保障机构按照住房困难程度对已办理购房登记手续的申请人予以排序，并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入围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日；
　　（四）市住房保障机构在监察、公证等部门以及入围代表的监督下，以公开摇号方式确定选购住房顺序，并予以公布；
　　（五）入围者持相关凭证和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建设单位按照公布的顺序选购住房；入围者放弃选购住房权的，应当按顺序递补。
　　第六章　房地产登记与交易
　　第二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属于政策性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
　　办理经济适用住房房地产登记时，登记机关应当在《房地产权证》上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划拨土地”以及购买标准内面积、购买单价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自房地产登记之日起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5年内因特殊原因确需出售的或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又购买其他住房的，其经济适用住房由市住房保障机构按照规定及合同约定回购。但经市住房保障机构书面通知放弃回购权的除外。
　　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仍用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第二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自房地产登记之日起5年后需要上市交易的，应当将购房时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购买的部分面积，按照成交价格与购买时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差价的50%，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取得完全产权。
　　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时，在相同价格情况下，住房保障机构具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十条　购房人在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前只能自住,不得出租、出借以及从事居住以外的任何活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5年内不得从事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
　　（一）隐瞒房源，不如实上报的；
　　（二）向不符合条件的人员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公开销售的。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住房和资产状况及伪造相关证明资料的，由区住房保障机构取消其申请资格。
　　对采取欺骗方式申请的，同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已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由市住房保障机构按原价格并考虑折旧等因素予以收购；拒不接受收购的，由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出已购住房，按原价格考虑折旧等因素作价收回，并依法追究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和即墨市、胶州市、胶南市、平度市、莱西市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青岛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167号）同时废止。


刑事和解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叶祖怀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于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因契合了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渐成如火如荼之势,并已经准备上升到立法层面[1]。与此同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理念的大胆尝试，虽然有益于这一理论内涵的日益丰富，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执法混乱。本文试图采用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厘清与刑事和解相关的部分理论问题，以期有助于理论与实践走出对刑事和解认识上的误区。
[关键词]刑事和解 价值观 刑罚目的 基本原则 和谐社会

在西方，刑事和解也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2]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源于“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3]而其核心价值即恢复正义。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4]

一、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

在现代西方国家，其刑事诉讼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国家及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所以刑事追诉活动要求发现犯罪事实，并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予以追究。但鉴于被告人在与国家的对抗中必然处于绝对不利的弱势地位，并基于现代人权保护的司法理念，现代西方国家的刑事审判均以被告人为中心展开，特别注重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达到保护国家、社会利益与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相比之下，被害人的角色则被边缘化。刑事和解制度则通过赋予被害人更多参与处理案件的权利，借以加强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以弥补传统诉讼模式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缺失。鉴于此，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于是被贴上了“个人本位主义”的标签，引发了“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现代刑事法的国家本位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与冲突”的担忧[5]，并进而担心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将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刑事诉讼权益保护/保障天平的倾斜”，认为刑事和解无论是从设立目的还是制度内容看，都是对刑事被害人更为有利的制度，“会进一步恶化我国刑事被指控人在诉讼中的处境。”[6]
应当承认，因为传统的诉讼观念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质上更多地侧重于实体正义的实现。根据通说理论，犯罪本质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首要特征即表现为行为人对统治者所确立的社会秩序最极端的藐视和破坏，因而，行为人对被害人个人法益的侵害，在本质上也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
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常常是三位一体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被害人利益的实现常被视为即是社会正义的实现。此外，在对被害人的个人权益保护及其诉讼权利的设定方面，相对于现代西方国家，我国的现行刑事法也给予了更为宽泛的保障：作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提起诉讼，启动诉讼程序；作为公诉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参与诉讼，主张权利；对于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不服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等等。
但笔者认为，正确判定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现状，并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对刑事和解的内在价值作不同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刑事和解的合理内核。
诚然，依我国传统价值观念判断，国家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将惩罚犯罪作为维护国家统治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当然需要，同时也将惩罚犯罪本身视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但不可否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变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社会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进行区分，并试图找出三者的最佳契合点。而基于我国的政治社会现状及开放文明的发展趋势，逐步约束和限制公权力、进一步扩大和保障个人权利已呈不可挡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也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流行语。体现在刑事法领域，对被告人应有权益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已延伸至对被告人家属的“特别照顾”[7]。虽然在保障犯罪人权益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现阶段我们的刑事司法相对于立法规范的要求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毕竟，以倡导注重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为标志，在一个长期拥有国家利益本位至上传统的国家，不啻为一场价值观念领域的革命。同样的，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保障刑事被害人应有的权益，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恰逢此时，西方的刑事和解理念被引入我国。
按照一般的理解，刑事和解也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加害人与被害人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某种实体决定权，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必将冲击我国关于犯罪本质的理论通说。因为在有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行为从其本质上看固然是侵害社会的，但其同时也是对被害人利益的侵害。危害社会和侵害被害人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犯罪行为而得出的结论，没有后者的存在，前者就是虚幻不实的。[8]因此，有必要倡导并持续推动由国家本位的思想向国家本位、社会本位、个人本位有机结合的法律观的转型，使三方利益逐渐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是否已经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现实利益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体制保护是否必然会挤压刑事被指控人的利益空间？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的法治理念及现行的司法体制，仍然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居于崇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诸多权利，但缺乏相关保障机制或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显得华而不实。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为例，除个别案件，因被告人或对民事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诉讼主体具有特殊性，而使被害人较易获得赔偿外，绝大多数案件，被害人最终只是拿到一纸“空头支票”。究其原因，司法机关执行不力是其一，加害人缺乏赔偿的原动力更是一个内在的原因。因为在法律上，加害人的赔偿行为并不成为司法机关对其从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考量因素。至于被害人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害，更奢谈弥补和赔偿问题。[9]即便是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从法律规范的逻辑角度分析，也是先有不起诉的决定，后有予以训诫、责令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10]，而不是相反。在刑事执法层面，对于司法机关而言，甚至在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上也是疏于顾及的。对被害人的心理感受，则更是从未纳入机制内予以考虑。司法机关的主要精力就在于惩罚犯罪，如果不是全部精力的话。而刑事和解制度，却允许加害人与被害人面对面地直接沟通与协商，并就道歉、赔偿及处罚等问题达成谅解，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被害人现实利益的最终实现。
此外，刑事和解制度从注重个人本位出发，将被害人和加害人居于相对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使公权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被害人和加害人，从而使诉讼的结果更加有助于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被害人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弥补了因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加害人因真诚悔过而被从轻处理或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尽早地回归社会。这其中，并不必然存在利益分配上的此消彼长。批评者之所以认为刑事和解只是一种对被害人更为有利的制度，并担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刑事诉讼法权益保护/保障天平的倾斜”，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虚幻的命题：国家、被害人、加害人的整体利益是恒定的，此消即意味着彼长。然而，不仅不存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恒定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实际上，在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的同时，国家或社会利益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而这一点，也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内在的价值追求。同时，必须指出的是，那种将悔过、道歉、赔偿简单地看作是加害人得到从轻处罚或免于刑事追究的“对价”的观点，是陷入了泛市场化的泥淖。

二、刑事和解与刑罚目的

我国的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而刑事和解制度是否将导致“刑罚对犯罪的惩罚功能受到一定影响”、“预防功能受到一定影响”？[11]也有学者认为，被害人的深度参与及其宽恕，在对被害人的特殊预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但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结果会弱化一般预防的作用。[12]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看到，刑罚因其固有的强制性和严厉性，一般情况下，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后果将会极大地阻遏人们犯罪的冲动，已经失去自由或即将失去生命的人，则更会深刻体会到自由与生命的珍贵。但是，在传统的刑事理论和实践中，刑罚的惩罚功能显然是被过度地夸大了。近现代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13]更是说明单纯的刑罚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我国刑事犯罪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考察发现，多年来，在声势浩大的“严打”、“专项斗争”的持续高压态势下，刑事发案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各种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经济犯罪等更是层出不穷，真可以用“前赴后继”来形容，各种监管劳教场所也大都人满为患。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有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原因，但刑罚惩罚功能的局限性，却已经从一个侧面充分表现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罪犯，对其实行强迫劳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然而，监禁刑对刑事罪犯特别是轻微刑事罪犯究竟有何种效果，学界却疏于研究，尤其缺乏全面客观的实证分析。司法机关的实证研究表明[14]，对轻微刑事罪犯实行短期监禁极易造成“交叉感染”，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而且出于对回归社会的种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使得累犯数增多。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15]的论断。基于对刑罚惩罚功能有限性的判断，刑事和解制度也因而成为传统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的合理补充。
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就犯罪的影响进行直面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叙说”，被害人宣泄了内心的痛楚与不满，加害人亦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从而真诚悔过并努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解的后果，不仅使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得以弥补和抚慰，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正义感的产生并恢复其正常的社会感受。尤其对于轻微犯罪的加害人而言，如果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自此归于终结，将使加害人避免了继续程序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羁押和监禁过程中的“交叉感染”，及时并更加自然地回归社会。这样的效果，恐怕是单纯的“惩罚”难以达到的。“只要法律规范不是在一种常规的状况中被人敌视、蔑视或者漠视地破坏了，就需要刑法作出仁慈的义举”。 [16]刑事和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但毕竟，目的决定功能，功能服务于目的。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无疑是对刑罚苦苦追求的预防犯罪目的的最好诠释。

三、刑事和解与刑事法基本原则

（一）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
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是批评者们的主要观点之一。
罪刑法定主义，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主义作为罪刑擅断主义的对立物，严格说来，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17]。罪与刑的法定化，罪与刑的明确化，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两个基本要求。从该原则产生的渊源和基本含义来看，罪刑法定原则从确立至传播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一项最重要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反对罪刑擅断主义，保障人权。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有罪类推规定，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顺应了法治文明的发展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如果动摇了这一现代刑法的基础，就注定了其夭折的命运。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刑事和解的价值内涵和制度追求予以高度评价，已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刑事和解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创设一种合作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并最大限度地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恢复被犯罪行为打破的平衡，达成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在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上，虽然各国及我国各地的刑事和解模式都各不相同甚至千差万别，但均包括了刑事和解协议须经公权力机关的审查和认可，公权力机关须依照刑事法律规范及相关刑事政策对行为人进行处理的内容，所以并不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问题。如果从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及对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追究层面上考察，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蕴涵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成为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制度性障碍。

（二）刑事和解与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事和解是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是理论界的一种担忧。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是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报应主义是指刑罚与已然的犯罪相适应。而功利主义又有规范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之分，前者主张刑罚与初犯可能性即与足以有效地制止其他人犯罪相适应，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后者主张刑罚与再犯可能性即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注重刑罚的个别预防效果。我们所理解的罪刑相适应，是指“刑罚既与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又与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适应”[18]，而这两个方面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我国刑法根据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如累犯制度、自首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等。累犯因再犯可能性大而从重处罚，自首因人身危险性小而从轻处罚，使用缓刑的根本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所以，无论是将罪刑相适应原则中的刑事责任等同于刑法理论上的刑事责任，还是将其理解为“人身危险性”，都将得出人身危险性是影响和制约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即刑罚不仅要与罪行相适应，也要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在刑法理论上，刑罚应当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好构成了刑事和解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的重要理论基础。
认罪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供认自己的罪行，积极悔过，愿意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得到受害人谅解和宽恕的加害人，才可能在刑事和解的框架内依法得到从轻处罚，甚至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讲，参与到刑事和解程序的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较之于那些拒不认罪悔过、继续仇视社会的犯罪分子要小的多。尤其轻微犯罪、过失犯罪的人，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过程中，会进一步唤醒自己的良知，最终甚至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司法机关对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使其回归社会，正是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刑事和解与无罪推定、法官保留原则
批评者认为，就刑事和解而言，其适用根本不需对犯罪进行“证明”这一过程，而是“假定只要刑事被指控人承认自己是行为的实施者，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背。而检察官基于达成合解的前提对犯罪人作出酌定不起诉处分，则更是对现代刑事司法控审分立原则的违背，并有可能在检察机关中诱发司法腐败。[19]
上述结论，实际上缘于对刑事和解及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错误解读。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证明犯罪的过程。在法定的期限内，侦查机关从实体上作出收集的证据已经达到证明犯罪程度的判断，案件即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官认为案件可以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前提，即是通过对案件证据的审查，确认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要达到这一程度，仅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远远不够的。批评者“假定只要刑事被指控人承认自己是行为的实施者，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的假定，无疑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案件审查规则的公然漠视，也是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断章取义。
无罪推定是法治社会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对于被告人来说，是指在未经审判前应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或者说是不能被证明有罪就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是对刑事被告人人权加以法律保障的逻辑前提。[20]但是，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仅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而从实体法的角度讲，不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也同样具有认定犯罪的权力和职责，否则就无法启动侦查、公诉等诉讼程序。而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因为只是对诉讼程序的终结，因而也不能被视同于“免予刑事处分”。正因为如此，被不起诉人在法律上不能被视为有罪的人。
所谓“法官保留原则”，是指“将特定的公法上的事项保留由法官行使，并且也仅法官始能使行的原则。”就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理念而言，任何对刑事被指控人的重要实体处分都必须遵守程序法定，交由法官做出[21]。但是，赋予检察官不起诉权是否侵犯了法官的审判权，实已无争论的必要，学界早有定论。而刑事和解制度下的不起诉，因其法律基础源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权制度，所以并未在实质上扩张检察官的权力。当然，如果检察官在适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同时充当主持人或调停人，确会产生角色上的冲突，并易诱发司法腐败。这也是部分研究者诟病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理由之一。但笔者以为，通过适当的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如将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引入刑事和解的运作过程，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

四、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更多的将只能以加害人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为主要责任形式[22]。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环境下将无法保有其极为看重的道德情感内核，不可避免地沦入单纯“以钱赎刑”的尴尬境地，使得刑事和解的现实利益仅为“加害人中的有钱人及被害人中的幸运者”而准备。因此，“从整体角度加以深入思考，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不仅无助于社会和谐，反而可能有损社会和谐。” [23]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后果，则引入刑事和解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有必要认真加以分析研究。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过程，注重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忏悔和谅解为纠纷解决的主要前提，而并非仅仅着眼于经济赔偿。也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刑事和解的制度特点，并最终实现愈合创伤、修复关系、恢复正义的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目标。刑事和解因其价值追求契合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而引起学界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人们借助于各自对刑事和解概念的解读，通过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及现状的深度剖析，论证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尝试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勾画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我们注意到，在几乎所有关于刑事和解的表述、解读、论证和实践中，恢复正义、促进和谐都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恢复正义核心价值的任何缺失，都将使刑事和解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因而也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