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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应严格审查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作为法律执业者，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法院审理有关股东资格确认方面的诉讼，其中多半属于个别企业或股东为逃避债务有意安排的“假”诉讼。因为在此类诉讼中，原告一般是公司或企业，而作为被告的股东（公司或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对第三人也已经负有重大债务；且原、被告双方就提请法院审理的事实无任何争议，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认可或主动放弃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当事人进行诉讼并要求法院判决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对此类案件，法院也一般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便成了当事人逃避债务的法律“庇护者”。
本文将对有关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确认、丧失或确认之诉方面的法律问题作些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引起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坚决杜绝和打击利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逃避债务以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

一、有关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法律之确认
依据各国公司法、企业法关于公司或企业股东身份确立方面的规定，股东是指向公司或企业投入资金或认缴出资并在相关章程上签名或盖章、或持有公司或企业股份、或因受赠、继承、继受等法律或事实原因取得公司或企业实际出资权益并依法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以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例，股东是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公司增资或发行新股产生的公司股权或股份持有者。按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备置股东名册，专门记载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等事项。
股东名册的效力在于：公司认定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享有股东的各项权利；虽出资发生转让，而未将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公示的法律效力，是确认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的最终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拥有公司股权属于要式法律行为，非经登记等相应的法律程序，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隐名股东（俗称“暗股”）或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名义股东是不具有合法股东身份者，公司可随时停止其所谓的“股东”权利。
实践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兴办经济实体或公司企业的党政机关干部或公司章程约定不得成为股东的人作“隐名股东”的情况，也存在不实际出资，专门替他人“挂名”作工商登记备案股东的人。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往往私下订立有关的“委托持股”协议或合同来具体约定有关股东权利的实际享有和义务承担，但此种协议或合同往往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范畴，且此类合同或协议对公司或第三人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若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就公司股权或股东身份产生争执，隐名股东即使是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也不能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的真实股东。如果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则意味着法律关于股东必须进行工商登记的要求纯属多余、无任何实际意义。
对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股东组成处于随时可变动状态之中，所以法律要求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必须是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公司股票一定交割日前持有公司股份的人。为便于公司履行对其股东的通知义务，股票已公开上市流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股东资格或身份作此种界定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二、有关股东资格丧失的几种情况
正常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存续，股东资格一直保持。但下列情况之一，构成股东资格丧失：
（一）所持有的股权合法转让者。股权转让是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丧失最常见的形式。股东若不想再保有其股东身份，依据《公司法》或其他企业方面法律法规及有关章程或协议约定，其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将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转让给同意受让其股权的其他股东或第三人。股权受让方经工商变更登记后成为公司或企业的新股东，股权转让方的股东资格也因工商变更登记而丧失。
（二）不依章程约定履行股东义务，而受到除名处置者。公司或企业股东的主要义务包括：1、足额缴纳出资；2、在公司或企业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3、遵守公司章程；3、对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诚实信任；4、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5、其他依法应履行的义务。此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公司或企业与股东或股东相互之间产生合同法律纠纷，若股东相互间不能达成和解协议，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对股东资格是否继续存续作出判定。
（三）因违法犯罪受政府或法院刑事判决处罚（如没收财产）而被剥夺股权者。股权属于一种财产权益，当此种财产权益的拥有者触犯国家法律而招致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对其作出财产方面处罚时，其股权可能依法被强制冻结、拍卖或依法作出其他处置，股权的拥有者便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其股东资格便依法丧失。
（四）其他合法理由，如作为股东的自然人死亡或法人破产倒闭、公司或企业被依法注销。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原股东资格丧失或消灭后，其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将依法取得或继续持有其股东权益，成为公司或企业新的股东。

三、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和理由
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按原告主体是谁进行划分，可分成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另一种是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下面对两种表现形式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理由分别进行叙述：
第一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又分为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虽然对公司或企业成立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
第（一）种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隐名股东”。因为我国法律目前不承认“隐名股东”的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尽管被诉主体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被诉主体的股东身份对公司或企业不产生法律效力，其若强行向公司或企业主张其股东权利，公司或企业可以对其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其投入的所谓资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股权法律关系。
第（二）种情况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按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要求必须在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若存在第二种情况，应由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提起出资协议或合同违约之诉，而不能由公司或企业直接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若经工商登记的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更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被诉主体已经实际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当然，此种情况下被诉人的出资款可能是公司或企业其他股东代为垫付的，被诉人与垫付出资款的股东之间将形成民事上的借贷法律关系，此种借贷法律关系独立于被诉人对公司或企业履行出资义务所形成的股东身份法律关系，对被诉人股东身份不产生任何法律影响。在此种情况下，若公司或企业对被诉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之诉，被诉人不作任何辩解，将自己的股权同意变更到其他股东名下，极有可能属于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故意转移被诉人股权财产的行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资本金已全部出资到位，谁是公司或企业股东，也不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资产利益，公司或企业无权或没有利害关系（即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其任何股东提起此类诉讼。法院对此类诉讼应进行严格审查，不应予以受理。
第二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的理由又分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在公司或企业成立时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四）被诉主体是公司或企业的“挂名股东”，原告是替“挂名股东”向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
第（一）种情况一般指公司或企业非法集资或借贷形成的情况，原告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不能得到支持。实践中，许多公司或企业因资金匮乏，于是便私下招人集资入股，但这些所谓股东（集资人或出资人）的名称却没有进入工商登记档案。当公司或企业效益转好时，企业不想让这些集资人或出资人参与分红。于是这些自认为股东的出资人便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在此种情况下，尽管原告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其股东身份便不应受法律保护，其向公司或企业投入的所谓股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按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但若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公司或企业确实是从事了非法集资或借贷行为，其也应当受到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惩罚。
第（二）种情况虽然符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但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支持还要看具体情况。因为现行《公司法》要求在公司成立时，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在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内，原告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应得到确认；如果已经超过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尽管原告表示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但是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以股东会或董事会名义）拒绝同意或接受原告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不应得到确认；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往往是在公司或企业被大股东操纵时造成小股东权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发生的，严格来说应当属于侵权之诉，股东资格确认只是审查侵权时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一个步骤。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身份无须再单独经法院判决确认。
第（四）种情况实际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纠纷，不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立案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挂名股东是工商登记的实际股东，尽管原告已经代替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从法律看，二者之间只能视为一种借贷法律关系。原告若想取得股东资格，应同挂名股东协商进行股权转让；若挂名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原告只能起诉其偿还欠款；在法院判决后，当挂名股东无实际偿债能力时，原告可申请执行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但原告直接起诉挂名股东要求替代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东身份是不符合诉讼法对诉讼标的的基本要求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真正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正当理由或条件是不多见的，因为法律关于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即以股东名册、公司或企业章程、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等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为准，真正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
既然如此，现实中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的股东资格或身份确认之诉呢？难道是当事人在故意给自己找麻烦？难道是法院乐于审理此类案件？实践中，我们确实发现几起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法院都是通过判决形式来支持公司或企业（实际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原告提起的股东身份确权之诉的，工商部门也是依据此类确权判决来为当事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本来通过正当的股权转让手续就能顺利实现股权转移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呢？是画蛇添足呢？还是想掩耳盗铃？其间的奥秘希望大家都能悟到，尤其是作出此类股东资格确权判决的法院更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受理此类案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莫要再继续充当那些别有用心企图转移自己的股权财产以期逃避债务的不法分子们的合法“庇护者”了！

2005年11月28日

王政律师－－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010-84985858/5959/6060


SARS疫情对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影响

厦门大学2001级在职法律硕士班18号　　林如碧

　　
前言
二00三年的上半年，人类处于一种少有的恐慌之中，一种未知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SARS病毒席卷了世界上的多个国家，虽然它的发病区以亚洲国家及美洲的加拿大为主，但由于其传播渠道的特殊性，配合以现代社会的高融通、高流动性，致使各国均感受到了压力。面对人类共同的天敌，面对威胁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危险，人类再次展现了其做为地球主人的力量，再次史无前例地团结在一起，国与国、人与人的分界已模糊，各国人民交流信息，共享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发现病原体，以高度团队的精神去发现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如今，严重的疫情已经暂时过去，但疫情的发生原因尚未明确，SARS病毒的防治的方法在研究之中，它仍将是一个潜伏的、危险性极强的人类杀手；同时，人类也认识到，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为人类天敌的病毒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异，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有序和可持续的，否则，人类文明的发展也许同时也在为人类共同敌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在各国发展尤其是地球资源的利用管理上，全球全作的原则越来越突出，地球及人类做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利用越来越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这些要求涉及到共享共管国际资源、全球环境合作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则恰恰是国际环境所要体现的，因此可以说，SARS疫情过后的人类发展理念，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软法”??当今国际环境法重要表现形式和特点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的热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及其保护的国际性，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首先，地球是一个总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分国界的，“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形成，环境治理已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来进行，因为一个国家不仅具有思想上利已的局限性，而且从技术操作上，环境问题大多是超国界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无法自行解决的，比如越境污染等问题；其次，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已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不仅与国际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更加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国际环境合作自然成为热点问题，而与之相适应，国际环境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正是其发展的原因决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必然具有全球性以及生态性，就是国际环境法在价值理念方面突出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目的在于谋求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与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法律理念是有所区别的，而其法律价值理念的特殊性以及其与生俱来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法律表现形式上有其重要的特征，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环境法立法的这一趋势，那就是，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渊源呈现出“软法”特征。
我们知道，所谓“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其之所谓“软”，主要体现在立法效力、司法效力以及稳定性等几个方面；立法上，软法的制订者不是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机关，而是由国际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制订的；法律执行度上，软法本身不是法，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被有关国家或其立法机关接受作为法律，才具有约束力；在稳定性上，软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虽然是软法，但也是在各主权国家同意或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可能随时通过这些国家被赋予法律约束力，从而一跃成为硬法。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之初，就体现了环境保护国际化和全球化，它的共享共管全球共同资源原则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客观上环境保护国际法，要求有完善的、具有高度执行力的国际环境法，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国家环境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它表现为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表现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和公有地区环境的前提下，依自己的政策开发环境资源。因此，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存有冲突和矛盾。而且环境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环境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与国家环境主权的协调致使国际环境法呈现出软法趋势。
首先，国际条约朝着“框架公约”的方向发展，国际公约是各国能过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形成国际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法，从而使各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形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环境政策会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国自身的局限性，很难让它真正意识到小我与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我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环境条约在制定的过程中，基本上采取了“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例如，在国际合作臭氧层方面，1985年制定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之后在1987年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附件等。
其次，一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建议、决议、行动计划等，更加体现了国际环境法当前表现形式的软法特征。
国际环境法发展保护的国际化要求与各国环境主权之间本身的冲突，以及各国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守护，致使国际环境法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软法趋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所保护全人类利益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在软法的形成组织及形成过程中，虽然往往体现为框架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决议和行动计划，但国际组织各成员的相互制约、一国的不信守可能招致的后果也使得各国在制定环境政策和国内环境法律时，充分考虑国际环境软法所体现的精神、原则，以使国内法律逐步向国际环境法的要求靠拢，最终走向趋同。

二、由“软法”走向“硬法”??SARS疫情为国际环境法提供的发展契机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的交流增多，国际合作范围从贸易到投资领域日益广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许多生态问题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就是生态的全球化，许多环境问题已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各国对环境认识上的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承担可能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上的暂时缺失，使得各国不愿将国际环境保护全部的国际化，更加上各国内部各地方的地方利益的驱使，使得国际环境保护处于一种不协调的状态，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全人类大我利益与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小我利益存在冲突，以及滥用环境资源所获得的短期、可预见的效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受到阻碍。国际环境法保护目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下出现了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本次SARS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地球人展现了不规范利用环境资源的后果，关注短期利益而可能带来的严重恶果，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并不是遥遥无期，停留于口头和字面的预测，而是近在眼前，而且来势凶狠。而面对人类共同敌人，国际社会的合作能力则向人们展现了人类合作、各国协作的力量。应该说，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国际化的要求，而此次的事件，则是人类与共同敌人的一次正面抗争，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也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和强大，更使人们逐步思考和接受如何在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国际的协作和交流，承担各自更承担的国际义务，国际环境由此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各国及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在国际环境主权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冲突协调、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化、发挥国际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应进行全方面的思考，从而使国际环境法具有可操作性、要执行性，以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国际社会的资源利用。
第一、 国家环境主权的让渡及其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
生态全球化的冲击，首先的表现就是对国际环境主权的削弱，环境资源已不能单
纯的理解为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资源的可流动性及相互联系使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共享共管的特性，而作为资源的直接拥有者，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考虑到与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的协调，其国家环境主权必须进行让渡。首先，对内各国需缩小国家主权权限以尽生态环境国际义务，比如，各国需按不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汽油用量等等。 这些本是一国内部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但在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下，显然这些公共管理权限需进行让渡；其次，各国应服从国际组织对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比如，对于联合国有关对环境资源的认定和管理，各国应予以遵守（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下文将详述）；另外，资源的共享共管不体现为各国间共享治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此点在此次SARS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并且开创了国际合作的先例，正是各国间不计利益，将自身研究的成果及时公告，共同享有，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了病原体，并且不计门户，多种方法并施，才较快地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共同应付此类事件上提供了成功的先例。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化，不仅要求各国对自身的环境主权予以部分的让渡，而且还可能会使主权的国家保护及其领土的安全提出挑战，比如，越境生态问题。因此，国际环境保护国际化下的国家主权的让渡是必须的，但在国际社会仍体现为各国家成员为主体的平权社会、主权仍然是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如何把握主权让渡的度，如何协调主权行使与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成为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在此需求的引导下，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以法律来解决各国间以及各国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成为必然的协调手段。
第二、 各国国内环境法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趋同化。
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各国自身利益的存在和不愿舍弃的思想，使得
国际环境法多表现为软法的形式，软法虽然没有协定、公约法的约束力，但它毕竟也是各国同意和认可的，会对各国国内的政策的立法产生影响，大量的建议、宣言、行动计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意义，而这些文件的形成，体现了各国意志的协调，仅仅是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但它们的形成和长期适用，使得其中的诸多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并为国际条约及国内法采用，有的则促进了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应该讲，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环境软法的形成，正是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认识上不断提升的体现，体现了各国对国际环境保护的要求，只是囿于国际造法的形式，国际义务与国家权利的协调等问题尚未形成国际法，但各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体现的环境法原则、理念体现在自己国内的立法当中，而做为地球村的一员，各国是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更何况环境本身所固的整体性。保护大我既是保护小我，没有了地球这个大我，各国的小我也即难以维系，而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要求法律保护的统一性，因此，在尚难形成具有强制力的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软法指导下的各国环境立法的趋同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有效方法和前进的重要一步。随着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不断趋同，不仅在环境保护立法的原则上各国形成一致看法，而且对于环境保护的方式、方法、各国间的协调等方面逐步一致，则使得当前的国际环境软法逐步成为硬法。
第三、 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全球问题的解决，必须由全球各成员国共同协调，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
割据状态，不利于环境问题解决，因此国际组织才成为各国间协调问题的最佳场所，同时，国际组织通过各国间权利让渡所获得的管理权则使得国际问题在国际层面解决更成为可能。此次SARS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资源组织、技术支持、各国关系协调上发挥了极大的功能，堪称国际组织处理国际公共事务的典范，得到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充分肯定。对于国际环境的保护和立法，联合国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环境法发展的原则奠定了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另外，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通过其他国际合作领域对环境的要求，使得各国在获得公约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在与环境有关的其他领域方面形成了国际法，并使成员国承担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国际组织的稳定性以及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可，包括各组织日益完善的议事程序，均将有利于国际环境法的形成。

小结
　　如同哥伦比斯和沃尔夫在《权力与正义》一书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此次SARS疫情，使得各国人民均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对环境的损害，认识到环境保护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国际环境法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对全人类理念和各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冲击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