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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雇主开车运油后将油卖出应定侵占还是盗窃？

作者：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2004年5月，中石化北京分公司某油库与司机张某某（该油库职员）订立了承包送油合同，张某某用公司的油罐车给下属加油站送油，从中赚取运费。后张某某雇佣犯罪嫌疑人司机贾某某，双方口头协议每月付贾某某工资600元。同年7月21日贾某某驾驶油罐车在送油途中私自将签封开启，后将油罐车上的5桶0号柴油卖与他人，其价值人民币3390余元。
二、分歧意见：
对本案中贾某某利用为雇主开车之便，将油罐车上的5桶柴油卖与他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二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贾某某的行为是侵占行为。理由是贾某某与张某某定有协议，成立雇佣关系，其职责是为张某某开车将油送到指定地点，因此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产生贾某某对油在运输途中具有代为保管义务，其私自卖油的行为属于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侵占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贾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贾某某主观上明知自己驾驶的油罐车不是自己的财物，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送油途中秘密将油罐车签封开启，窃油卖与他人而获利，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且数额较大（2000元以上），构成盗窃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贾某某私自卖油的行为属于将他人交给自己代为保管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属于侵占，但由于其侵占财物价值未达到侵占罪所规定的数额较大（5000元）的标准，不构成侵占罪。在民事上，本案中油的所有权属于中石化北京分公司，张某某因合同关系成为受托人（负责运输，赚取运费），贾某某基于与张的协议成为受托人的代理人，因此对本案造成的损失，张某某与犯罪嫌疑人贾某某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刑事上，解决本案的关键问题是：
（一）行为人基于口头协议代理运输业务，运输中对客户财物是否属于代为保管
代为保管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委托信任关系是一种事实关系，并不要求有成文的民事合同约束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义务，因此在委托契约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场合，基于这种委托而取得的财产占有仍然属于受他人委托保管财物[1]。本案中，尽管贾某某与张某某定的是口头代理协议，但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他们的代理关系成立，其后果是贾除了在约定时间把标的物运到指定地点外，同时还要在运输过程中对车、油尽善管义务，善管义务是基于合同产成的。基于合法的原因（委托代理关系），贾某某在运输途中形成对车、油的代为保管关系，当然代为保管并不限于当事人之间“一对一”的直接委托，如借用、租赁、担保、加工承揽、寄托等多种原因也会产生代为保管。本案中贾某某正是利用张的信任及在运输途中对运油车及油形成占有关系，后在途中将业已占有的财物不法所有，因而是侵占行为。
（二）行为人受他人委托保管或运送某种封缄的包装物时，是否同时占有封缄物的内容（财物）
侵占罪的成立，是行为人将业已占有即已经形成“占有事实”的财物擅自转归自己所有。换言之，本罪的成立，要求原财物所有人、占有人已经失去对该财物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将自己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不法所有，是侵占罪的本质特征；而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变为自己占有，则是盗窃罪的基本特征。因此，该案定性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确定本案财物究竟由谁占有？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一是“区别说”，认为整个封缄物整体归受托人占有，但其封缄物里面财物，归委托人所有。理由是委托人对内容物加锁或封固后，对物之支配可能之手段犹存，支配可能性就存在，自然地具有现实的支配力。在本案中，贾某某（受托人的代理人）在保管、运油途中，对于整个油罐车因运送业务本身而占有，但对车内封存的油，仍为委托人占有，并不能由受托人自由支配，如果其将包装物打开，窃取里面财物，就与侵占整个封缄物不同，所以应成立盗窃罪。实际，刑法第253条第2款的规定[2]，也间接说明封缄物的内容仍然由委托人占有。二是“修正区别说”，认为封缄物整体由受托人占有，但其内部财物属于委托人、受托人共同占有。因此，受托人不法占有油罐车整体的，成立侵占罪；不法取得其中封存油的，成立盗窃罪与侵占罪的竞合，按盗窃罪论处。三是“委托人占有说”，认为整个封缄物及其内部财物均由委托人持有，受托人侵占包装物整体或抽取部分内容物，均构成盗窃。四是“受托人占有说”，认为整个封缄物及其内部财物均由受托人持有，受托人侵占封缄物整体或抽取部分内容物，均构成侵占。因为整个封缄的财物既已交付受托人保管和运输，其能支配物之全体，自然就支配封缄物内之内容，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持有封缄物之人，随时可以破坏包装或者封条取出内容物。本案正是如此，犯罪嫌疑人贾某某打开封条，取出里面的油并不困难，甚至是非常容易，所以在代为保管的占有前提下，讨论“行为人是否使用了秘密窃取手段来论证其是否构成盗窃”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该油已经处于贾某某可以自由支配的状态之中了。
针对以上四种观点，笔者认为“受托人占有说”较为妥当。“区别说”依取得整体物或其内容物之一部分物品而结论不同，可能导致罪刑关系的失衡：受托人取得整个封缄物，构成性质较轻的侵占罪，只抽取其中一部分财物，反而构成法定刑更重的盗窃罪[3]。因为占有权的归属，应重点考察行为人对物品的支配地位，应就全体加以认定。“委托人占有说”则过于苛刻，忽视了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法定刑远重于侵占罪这一事实，对占有封缄物、内容物的一律定盗窃有失公允。而“受托人占有说”则对事实上支配力的存在、行为人对物的实际地位等作了考虑，所以较之合理，应当在司法实践中采纳[4]。所以，笔者认为本案中受托人贾某某的行为是侵占行为。
（三）如何认定“非法占为己有”与“拒不退还”、“拒不交出”之间的关系
不少对本案持定盗窃的人认为，贾某某对侵占的油不具备拒不交还、拒不交出的情节，不符合侵占行为的“合法持有＋非法侵吞”的特征。这就涉及到“非法占为己有”与“拒不退还”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二者是并列的、各自具有独立意义、需相继判断的关系。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换言之，拒不退还、交出不是侵占罪中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内容，而只是对非法占为己有的强调和进一步说明，视为确认、固定持有人非法占有的意图提供充足依据。对此，张明楷教授指出，“非法占为己有”与“拒不退还”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变为自己所有。“拒不退还”只是对“非法占为己有”的强调，或者说是对认定行为人是否非法占为己有的一种补充说明[5]。所以，从占有人将自己暂时占有的他人财物不法转变为自己所有之时，拒不退还、拒不交出的意思已经昭然若揭，没有必要再在司法上证明拒不退还、拒不交出情形的存在与否。
四、处理情况
此案检察机关以被告人贾某某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贾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6]。

注释：
[1] 周光权：《侵占罪认定中的关键问题》，刑事司法指南总第18期，第38页。
[2] 刑法第二百无十三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一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盗窃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3] 周光权：《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需要指出的是，张明楷教授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封缄物受托人不法取得了封缄物整体，但只要没打开封缄物，被害人对封缄物内容的占有仍然没有受到损害；如果不法所有封缄物，并打开封缄物进而不法取得其中内容，当然应认定为盗窃。
[4] 类似主张，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5] 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3页。
[6] 笔者对法院的判绝无异议，法院的判决采纳了区别说的观点，此种观点张明楷、阮其林等教授主张，笔者的提法只是观点的争鸣，以求廓清认识，服务办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的复函

1954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市人民法院：
你院1954年4月2日法一外字第243号请示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的处理问题，我们经研究并征询外交部等有关机关的意见，现就你院来文所说的几个案件在处理上，提出如下意见：一、仇大海与华玲离婚及李正雄与光濑道子离婚两案，女方回国时有的把结婚证书留下，有的把她个人所有衣物全部带走，可见女方已无意再与男方继续共同生活，什么夫妻感情。更主要的是归国日侨一般的已不可能再来我国，我法院也不可能征求她们的意见，因此如不是别有原因，我们认为可以判决双方离婚。
二、陈炳昌与■井良子离婚案，因陈在台湾还另有配偶，而■井良子已有书信表示愿意离婚，故也可判离。
三、你院今后如有需要商榷解答的问题，希仍送华北分院处理。

附：天津市人民法院关于中国人与日侨离婚应如处理的请示 1954年4月2日 法一外字第243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本院受理仇大海（男，中国人）与日侨华玲（女，原名蒲上华子）离婚一案。据了解原告与华玲于1951年年底向我区政府申请登记结婚（介绍人为另一日侨名黑上房子，已于1953年归国）。但在未批准前，即已同居，婚后并无子女，又华玲于日降后被匪山西铁路局留用。曾取得匪山西的入籍证明，1952年华玲之父自日本来信，以其母病危为理由，召华玲回国。同时华玲与仇某感情平常，经济情况又不甚好，故华玲于1952年10月间返回日本。华玲走时，双方未办离婚手续，据仇某谈：她曾将结婚证留下（已交我院）口头表示同意离异。华走后曾来信托仇某买东西。据本院推测，双方感情可能不太环，或仅因经济问题而离异。男方提出离婚，可能为了再结婚，本市公安局外侨科认为：华已归国再入境，则不易，而且我们可以掌握，事实上双方形同离异。似可根据男方请求判决离婚。本市外事处意见：“因一方不在的涉外离婚问题，如不在之一方居于未建交国（特别是在日本）很难取得不在一方同意离婚的合法证明，仇与华之离婚问题，既无法取得合法证明，华在津又无代理人可令仇出具华同意离婚之私人信件，由仇盖章（或签字）证明属实再由法院判决离婚，华与仇双方事实上已离居又无子女，再入境之可能极小”。该处已于本年1月25日以外侨（54）字第6号报告，请示外交部，但迄今尚未获批复。本院同意该处意见，惟如是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二、李正雄（中国人，男，现在本市电信局任技术员）申请与返日之妻子光濑道子离婚，据李谈：于1946年与道子在东北四平结婚（有匪四平市府批示，已交案），1947年迁居本市，1948年生一女，婚后感情甚佳，惟道子素患神经衰弱症，1950年4月以后转剧，变为分裂性精神病，经医治收效不大，至1953年我国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归国时，道子即与本人商议回国，并函询其父，回信称：可由我夫妇二人自作决定，道子当向公安局申请返国后伊又考虑达两月之久，遂于1953年5月回国，临行时将其个人衣物均已携去，并曾协议离婚，但未办手续。道子返国后于同月曾来一信，以后即不通消息。她亦未将女孩带走等语。现根据道子健康情况，很难返回我国，因此申请离婚，生女即由其抚养。经向电信局了解，道子返国时，李某曾向组织上和工会谈过，领导还予借款照顾，并代其小孩解决托儿所问题，但未谈及已否离婚，又李与道子以往感情甚佳，查光濑道子返国时既未将其女孩带走，复将个人衣物携去，拟依照上述仇大海案外事处之意见，令李正雄征询道子对离婚及小孩之意见（有无财产纠纷），如道子同意离婚即可判离。
三、原告陈炳昌（男，台湾人，现任本市劳动局工程师）申请与日籍妻子■井良子（又名陈芳英，年34岁）离婚，据陈某称：于1943年11月间与良子在日本大阪结婚，婚后并无子女。我于1947年1月间回台湾原籍，1948年又在台湾与钟全妹（台湾人）结婚，婚后5个月，良子也自日本去台，为与良子离婚纠缠甚久，后双方商议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遂于1952年10月以访问亲戚名义，领得台匪外交部护照去往日本，到日本后因系临时户口，日本法院不能办理离婚手续，故仍未解决等语，原告即于1953年6月单身参加旅日华侨归国团体同年7月来津，由政府分配到津劳动局任工程师，复据原告称：归国时曾征求良子意见同来我国，而她因家有父母，生活不成问题，不愿同返，后去信叫她参加二、三批归国华侨（因良子在台曾入中国籍）：伊仍无意回来，复信说要离婚，（有日文信一封为证，已交案），她既不愿回来，也无财产争执，我请求法院判决离婚等语。我院认为原告在台尚有妻钟全妹，现拟与日妻■井良子离婚，而良子与陈某尚有信件往来，拟也依照上述二案之办法办理。
以上三案情节大致相同，惟我院所拟意见是否可行，请一并核示。
195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