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常州市2009年道口绿化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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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　第５号）


　　现发布《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代省长　田凤山

　　　　　　　　　　　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监督检查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农民负担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实施，实现监督检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根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包括行署）农业综合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行署）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负担的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配合农业综合部门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搞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职权：
　　（一）监督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
　　（二）检查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三）对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做出处罚或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备农民负担监督检查人员，经考核后，由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发给《农民负担监察证》。


　　第五条　农民负担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公务时，应当出示《农民负担监察证》。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阻挠。


　　第六条　农民负担监督检查人员可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责令停止；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及有关材料；
　　（三）向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


　　第七条　农民负担监督检查范围：
　　（一）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制定的收费、集资、罚没项目；
　　（二）面向农民收费、集资项目收取标准和范围；
　　（三）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农村用工及向农民集资用于民办公助费用的使用。


　　第八条　建立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向当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对下列违法案件应当予以查处：
　　（一）检查发现的；
　　（二）单位和个人举报的；
　　（三）上级机关交办或同级、下一级机关移送的；
　　（四）其他应当查处的。


　　第十条　农民负担违法案件，经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予以立案。
　　立案后，确定案件承办人。由案件承办人写出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报经批准后，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下达案件处理决定通知书。
　　违法行为被及时制止、未造成不良后果的，对当事人及单位负责人给予批评教育，可不予立案。


　　第十一条　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全省范围内重大违法案件。
　　市、行署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违法案件的查处。
　　县（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违法案件的查处。
　　违法金额超过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的案件需报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上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有权纠正下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不当的农民负担案件。


　　第十三条　县以上农业综合部门对地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擅自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有权制止；对擅自设置的农民负担项目有权报请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对擅自增加农民负担的单位有权令其限期清退财物，并处以非法收取金额１０％以内的罚款；对单位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可以处以１００元至５００元罚款。
　　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乡（镇）村合作经济组织违反农民负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擅自增加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提取比例或其他农民负担的，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可以处１００元至５００元罚款。超收的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和超过规定的义务工等，其超出部分当年无法退回的，可在下年扣减。


　　第十四条　对违反农民负担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移送上述人员所在单位或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和抵制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进行各种摊派的单位和人员打击报复，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处理；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罚款一律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票据，并加盖农民负担罚没专用章和执罚人员名章。罚没款上缴同级财政。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农民负担监督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发证机关可收回《农民负担监察证》，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综合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
陆洪生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大量的贿赂犯罪特别是一批大要案件得到揭露和惩处。这不仅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也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贿赂犯罪屡禁不止，有些领域甚至愈演愈烈，反腐败形势依然严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
　　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贿赂犯罪呈现“五化”、“五增”特点：
　　(一)犯罪领域广泛化，顶风作案增幅大。过去贿赂犯罪多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些年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热点领域和部门蔓延。金融、建筑等热点领域仍是贿赂犯罪的高发区。一些不法分子为非法办理金融业务或骗取巨额贷款，不惜用重金贿赂金融部门等领导干部。如去年案发的宁波金融大案涉及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就达12人。可以说，巨额贿赂已成为许多金融大案的“催化剂”。同时，贿赂犯罪在建筑领域愈演愈烈，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我国检察机关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一些包工头为非法获取工程项目的开发、承包、经营权，不择手段，以钱铺路，向有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行贿，国家公职人员在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的案件不断增多。以往较少发生贿赂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部门等“清水衙门”，此类犯罪也不断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败斗争中顶风作案，边打边犯已成为当今贿赂犯罪的一大特点。
　　(二)犯罪主体多元化，数罪并犯增幅大。前些年行贿、受贿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近几年贿赂主体已由自然人发展到单位，“公贿”现象日益突出，单位行贿、公款行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单位行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据统计，在近几年司法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属公款行贿的案件约占60％。涉案金额约占贿赂总数的65％。同时，贿赂案件中一人犯数罪的明显增多，许多犯罪分子集受贿、贪污、徇私枉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数种犯罪于一身，这也充分暴露了其贪婪性。
　　(三)犯罪趋向群体化，窝案串案增幅大。近些年贿赂犯罪中群体性犯罪呈蔓延发展之势，行贿人向几人甚至几十人行贿的窝案串案大幅度上升。许多案件往往是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挖出一群，“拔出萝卜带出泥”。
　　(四)犯罪案值巨额化，大案要案增幅大。当前许多贿赂犯罪分子不仅顶风作案，而且贿赂数额趋向巨额化。行贿、受贿几十万、几百万的大案成倍上升，受贿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大要案案件不断增多。同时，贿赂犯罪愈来愈攀高升级，查处的大要案件也大幅度上升。
　　(五)犯罪方式多样化，犯罪黑数增幅大。近年来，许多贿赂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犯罪方式日趋多样化，且更加隐敝、狡猾。由于行贿受贿多属暗箱操作，作案手段日趋多样化，隐敝化，加上许多行贿人、受贿人并非等闲之辈，既有“保护伞”，又有“关系网”，以致许多案件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因此，贿赂犯罪黑数(查处犯罪与实际发案数之差)也随之增大。
二、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
　　近些年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究其主观原因，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是诱发贿赂犯罪的思想根源，而客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改革不配套。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滋生蔓延以可乘之机。如：由于金融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有些金融机构贷款“三查”制度和贷款集体决策制度形同虚设，有的领导干部则利用审批贷款权谋取私利，大搞权钱交易，以致金融领域受贿案件不断增多；由于有形建筑市场规则不健全，一些公职人员则在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发包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由于过去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中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有的人便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以致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由于组织人事制度不完善，有的人便利用职权“卖官”。
　　(二)相关立法不够完善。我国新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了六种罪名，即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单位行贿罪，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为打击贿赂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不过，新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仍不尽完善。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但何谓“不正当利益”，法律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以致影响了对行贿犯罪的及时有效打击，难以从源头上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贿赂犯罪。直到去年3月4日，“两高”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才对“不正当利益”作了明确的司法解释。同时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我国与廉政建设和防治贿赂犯罪的相关立法如财产申报法、公民举报法等法律至今尚未出台。这势必影响廉政建设的进展，也难以从法律上、制度上更有效地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
　　(三)监督机制不够严密。一是监督的及时性不够。许多单位对权力运作事后监督多，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制度偏少，为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监督的有效性不够。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干部由本单位领导任命或安排，因此难以对本单位领导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即使监督也是流于形式多，具体措施少。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因鞭长莫及，也无法对下级单位领导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造成实际上的监督不能和监督不了。三是监督的严密性不够。目前我国还未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严密的权力监督网络，以致难以有效地对权力运作进行多视角、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严密监督。而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腐败，致使一些腐败分子则乘机以权谋私，从而导致贿赂犯罪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惩治犯罪不够严厉。一个时期以来，贿赂犯罪呈高发态势，固然与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大变革这一时代大背景有关，而司法实践中对贿赂犯罪打击不力，也是导致贿赂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在查办、处理贿赂案件时，存在一手软的倾向，即对行贿犯罪查处偏轻。
三、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对策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第一，深化改革，推进廉政建设。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加强管理，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二是逐步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减少因分配不合理而诱发的贿赂犯罪等腐败现象；三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廉政建设。有关单位要认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并应实现权力分解和合理组合，形成制衡格局，以预防和减少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四要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公务员轮岗和交流制度，严格依照党的政策选拔任用干部，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坚决杜绝“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减少和铲除滋生贿赂犯罪的条件和土壤。
　　第二，完善立法，健全法律制度。立法机关要加快和完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有关的立法。当前，立法机关应尽快制订和出台财产申报法、公民举报法等法律，进一步健全加强廉政建设、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实行“以法制权”，用法律和制度构筑起有效防范贿赂犯罪的堤坝。
　　第三，从严治党，提高干部素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廉政教育工作，充分发挥教育的超前防范、净化心灵的“固本”作用。当前要按照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部署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从严治党方针，深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同时要用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认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确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要通过深入开展“三讲”教育和“双争”活动，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彻底清除滋生贿赂犯罪的内因，以预防和减少受贿犯罪。
　　第四，强化监督，防范贿赂犯罪。预防和减少贿赂犯罪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立法、健全法制，加强教育外，还必须严密并强化内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作的监督和制约。一要强化内部监督。各单位要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经常性监督管理，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部位的权力要进行合理分解，单位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监控，以预防和减少“权钱交易”和贿赂犯罪的发生；二要强化人大监督。要充分发挥人大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监督作用，采取检查、民主评议、质询、个案监督等监督措施，保证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严肃执法、公正司法，防止和减少以权谋私现象及贿赂犯罪；三要强化舆论监督。要重视和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国家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置于有效的舆论监督之下，同时应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将贿赂犯罪分子及其丑行披露“暴光”，以震慑犯罪，预防犯罪；四要强化群众监督。
　　第五，加大力度，严惩贿赂犯罪。一要加大查处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人民检察院要继续坚持重点查罗“三机关一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金融、建筑领域发生的贿赂案件。二要加大惩处贿赂犯罪的力度，以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贿赂犯罪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