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6 05:49:13 浏览:8116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
关于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
国药监市[2002]1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厅(局)：
为规范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药品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中介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工作
依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部制定下发的《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及监督管
理办法》（国药管市［2000］306号，以下简称《办法》），一年多来共认定了77家药品招
标代理机构，对推进和规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认定工作中也
存在规范和协调不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依法行政的形象，对企业的发展也
十分不利。现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对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征求意见
的中介代理机构的认定申请，必须在30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同意的意见，对逾期没有答复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视为同意认定。卫生行政部门同意认定的招
标中介代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条件完成资格认定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必须依照《办法》规定的程序、
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和认定，对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办法》规定开展招标中介代理活
动的，要依法给予查处。
二、关于建立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专家库工作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专家库的设立，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活动十分重要，为避免多头设
立专家库，保证专家库质量和权威性，根据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通知》（卫规财发［2001］208号）的规定，现作如下规
定：
（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专家库由省或地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确定，中介代理机构不再自行设立专家库。中介代理机构代理进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组建专家评标组时，必须从政府部门确定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二）各省或地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确定专家库的工作应当在2002年
第二季度前完成。
（三）今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在受理药品中介
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申请时，可不要求申报单位报送专家库名单及专家遴选方法的资料。
在中介代理机构正式获得《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时，审批机关应当向其提供专家
库名册。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案例参考在个案中的适用方法
———从民事裁判的视角探析
引言
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裁判，都是抽象的法律规定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所以，法官每审理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两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适用，民事案件也不例外。由于制定法固有的抽象性、滞后性以及漏洞性等特征，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之后,在“找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不明确甚至漏洞的情形，受我国司法氛围的影响，法官一般会采用原则补充法、法律解释法、习惯补充法等等，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几种方法都有深入的研究。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不重视案例的指导作用。2005年10月26日，最高院公布的“二五改革纲要”第13项改革任务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而且对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也并不缺乏，大多是从案例指导的理论基础、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历史发展、指导性案例生成程序等等方面进行的探讨[1]，由此可见，案例指导作为一项制度得到了官方的倡导，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参考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是其目的。然而，鲜有对适用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案件的方法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任何一个制度的构建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并转化为实践，案例参考方法的研究正是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要求使然。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发现民事裁判中案例参考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实现指导性案例制度与法律的统一适用之目标的对接和回应，从而最终确保司法公正和权威。”[2]
一、案例初探：从一则案例导入
Y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受理了一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以下简称“Y案”）。[3]基本案情如下：原告王某（女）系某村小组成员，于2008年出嫁到外村，但是户口一直未迁移。2006年至2008年期间，该村小组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村小组得到了部分征地补偿费。从2009年起，由村小组决定将征地补偿费陆续分给村民，每位村民大约分得12000元。被告村小组以原告王某已出嫁为由，没有分配征地补偿费给原告。于是原告王某将该村小组告上法庭，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从该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决定着能否请求获得土地补偿费。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认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本案在处理的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7年民事审判案例卷）收录的曾廷富等诉宜宾市翠屏区象鼻镇大麦村第六村民组土地补偿费案（以下简称“宜宾案”）。[4]案情如下：曾廷富（女）出生于大麦村六组，1993年与一品村村民刘承武同居，其户口一直在大麦村六组。2003年大麦村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该组获得各种补偿费共计5396307.2元。村小组会议决定了分钱方案：按照参加集体分配的人数按照户籍管理在册的农业人口计算。2004年村六组以“曾廷富已成事实婚姻，应迁出本组”为由，将其排除在外。曾廷富将村六组告上法庭，一审判决曾廷富胜诉。村六组不服一审判决，诉至宜宾中院，宜宾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Y案”与“宜宾案”的案件事实来看，有以下相同点：1、原告都已出嫁到外村；2、原告的户口都未迁移；3、诉讼请求都是获得土地补偿费。两案的不同点是，王某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构成合法婚姻，而曾廷富并未办理结婚手续，只能成为事实婚姻。“Y案”与“宜宾案”有较多的事实相同属性，这些都是对案件的裁判起着重要作用的事实，而不同点对该案的裁判不构成大的影响。在“宜宾案”中翠屏区法院和宜宾中院都将户籍作为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标准。因此，Y法院参考“宜宾案”并认为原告王某虽已出嫁但户口未迁移，应当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然，法官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引用该案例，只是参考该案例的逻辑推理、法律解释、论证等方法，使该案圆满解决。Y法院之所以采用案例参考的民事裁判方法，是因为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集体经济组织资格”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时候采用案例参考的方法，具有“同案同判”、“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法律适用统一的功能，特别是“对人民法院来讲，如果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各级人民法院接到类似的案件诉讼，就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审理了，完全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并按照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作出判决。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可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法制的统一。”[5]
二、实践检视：案例参考的现状与问题
当下的司法正在对案例参考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最高院正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工作，并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体、范围、效力等等。2011年3月11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指导。所以说，案例指导不仅在制度上正在逐步完善，而且正在从应然走向实然。但是，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毕竟还是不成熟的。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向F市法院54名法官（其中F市中院7名，Y法院3名，其他基层法院44名）调查了有关案例参考的实践做法，首先调查的问题是：“当你遇到法律漏洞时选用哪种裁判方法？1、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2、向上级法院请示；3、参考已生效的案例。”调查结果是，约26%的法官选择“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约63%的法官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只有11%的法官“参考已生效的案例”。再对选择“参考案例”的法官进一步问及参考案例的来源是什么时，50%的法官选择参考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50%的法官选择到网上搜索相类似的案例，无人选择参考国外的案例。最后对参考案例的法官问及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
上述F市法院的现状是我国民事裁判中适用案例参考的一个缩影，是对类似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及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的一个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在最高院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进程中，虽有法官采取案例参考的方法，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注意。
1、案例参考的裁判使用比例较小
从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只有11%的法官遇到法律漏洞时选择参考已生效的案例，由此可见，在裁判实践中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的比例较小。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一种法的渊源。大多数法官在内心形成了这种观念，再加之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很多法官，特别是一些军转干的法官，对于案例参考一直持排斥或者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的认识使那些习惯于“循规蹈矩”的经验型法官不敢逾越案例参考这条鸿沟，从而导致采取案例参考方法进行裁判案件的使用比例较小。
2、参考案例的来源混乱与不足
大多数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漏洞时，会查阅《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法官为了省事，干脆就在网络中搜索。这些做法虽是可取的，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案例数据库，典型案例分布换乱，不能及时有效的找到目的参考源，加之数量不足能难满足千差万别的个案需求。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将Y法院处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案由输入检索时发现：最高院发布5种报刊杂志，加上各省高院及其他的报刊杂志更是枚不胜举，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只有15件。在这15件中，搜集出嫁女能否获得土地补偿费问题时，发现与Y法院要处理案件相似的更是屈指可数。
3、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
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主要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方法对案例参考进行规制，法官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如何权衡利弊而表现出来的自由性。从对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虽然这只是对一个基层法院的调查，但笔者相信，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案例参考时的随意性远不止上述三种情形。由于对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没有进行规制，法官在民事裁判实践中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导致法官在参考案例时呈现随意性较大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其一，寻找参考源的随意性较大。在参考案例时可能找到多个先前的案例，不是利用正当的方法进行甄别和判断，而是随意地找一个可能不符合本地实际的案例进行草率的参考。其二，参考案例决策的随意性较大。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该如何权衡利弊。例如，Y法院在参考《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的“宜宾案”时，对于如何权衡困扰案例参考的因素，法官之间存在分歧。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社会效果，因为一旦支持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会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到法院来，造成集体诉讼，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因为当时的土地补偿费已经分配完毕，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钱从何来呢？会使以后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当然，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不只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但是要解决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方法，从而使案例参考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 主要有历史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1）历史层面：在古代社会虽然提出过注重“例”的作用，但是“例以辅律”的思想占据主流，即使注重“例”的作用，也是作为“律”的一种补充方式，这种历史思想主流影响着案例参考的使用。（2）制度层面：其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法的一种渊源，法官裁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二，案例参考的前提是法律出现漏洞，随着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备，法律的漏洞逐渐减少，模糊地带逐渐清晰，从而使案例参考的使用空间逐渐缩小。其三，案件请示制度的影响，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对案件无所适从时，一般是把裁判的责任推给上级法院，采用案件请示的方法予以解决。究其原因还在于，法律适用错误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未生效的裁判发回重审或改判的一个法定情形，并且发回重审或改判与法官的绩效考核挂钩，因此，造成法官裁判案件时不轻易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而是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3）实践层面：其一，传统裁判观念的因素，面对法律漏洞，传统观念一般是寄希望于立法的完善，而不是利用现有的司法资源进行裁判。由于立法程序的繁琐，不可能及时有效对法律作出修正，传统观念往往不能达到及时裁判案件的效果，而案例参考的方法则不同，是利用现有司法资源的一个形式。 其二，裁判经验的因素，面对一个案件，法官首先是看有无法律规定，有没有裁判过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很少法官会尝试案例参考的方法。由于对裁判经验感知的依赖，导致影响案例参考种种问题的产生。
三、工具探索：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
“法院虽不应固定，然而判例则应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私人意见的话，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6]案例参考虽然是在法律出现漏洞时作为一种补充方式才使用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的参考，草率地做出裁判。而是要遵循的一定的技术方法来规制案例参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否则将丧失法律的权威和民众对司法的信赖。
（一）顺位选定法
1、优先参考最高院公布的案例，兼顾参考其他案例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最高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这种体制决定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应当参照。同时，从法律统一适用的角度来看，最高院发布典型案例能够起到统一案例参考标准的功效，也有利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2010年11月2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其明确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的效力定位，即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6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8号公布 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和划定
第三章 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基本农田，是指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和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划定的实行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组织编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并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建立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每年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情况，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应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规划、财政、水利、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划定
第六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实行指标控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应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及本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人口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编制，并与城市规划、村镇建设规划相协调。
第七条 全省基本农田保护区总体规划，由省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并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各市、县（市、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并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因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局部调整的，应按第七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经批准。
第九条 下列耕地应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二）高产、稳产田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以及计划实施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
（五）其他按规定需要实行特殊保护的耕地。
已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用地、国家和省重大建设项目规划控制区用地，不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十条 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分为两级，长期不得占用的耕地为一级基本农田，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为二级基本农田。分级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一条 名、特、优、新农产品生产基地应严格保护，一般不得征用。因特殊情况确需征用的，按征用二级基本农田的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具体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建设等有关部门，依据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划定，由土地管理部门绘制图纸，登记造册，并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
第三章 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占用。国家和省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需要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的，应按以下规定报经批准：
（一）占用一级基本农田的，须经县（市）、市（地）人民政府和省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并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省土地管理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占用一级基本农田超过500亩的，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二）占用二级基本农田的，须依照《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并经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土地管理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建设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审批土地不得突破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第十五条 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单位除按国家和省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应加缴每亩不低于10000元的基本农田保护费。
基本农田保护费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收取，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减免。
基本农田保护费主要用于新农田的垦造、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农田保护费的使用，由市、县（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水利、财政等部门提出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财政、审计部门对基本农田保护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实施检查、监督。
第十六条 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按征一补一的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垦造耕地。当地无条件垦造的，应将其收取的基本农田保护费按比例上交省、市（地），由省、市（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垦造耕地。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厂、建房、建坟、采石、采矿、挖砂、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以及排放、倾倒污染物等毁坏耕地的行为。
未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基本农田改种多年生作物或挖塘养殖。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建设规划，增加对保护区的资金投入，加强保护区内水利、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基本农田高产稳产。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或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础设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增加资金、劳力的投入，提倡和鼓励使用有机肥料，合理使用农药，改良土壤，提高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对基本农田的环境污染进行监测与评价。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应采取措施限期治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二）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三）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四）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基本农田的；
（五）荒废基本农田的；
（六）未经批准，超过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审批土地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厂、建房、建坟、采石、采矿、挖砂、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或没收在非法占用耕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被毁坏耕地每平方米15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将基本农田改种多年生作物或挖塘养殖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排放、倾倒污染物的，按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侵占或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基础设施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破坏或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挪用、截留或擅自减免基本农田保护费的，由财政、审计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六条 在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按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蔬菜生产基地的保护、建设、管理，按《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4年9月6日
———从民事裁判的视角探析
引言
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裁判，都是抽象的法律规定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所以，法官每审理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两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适用，民事案件也不例外。由于制定法固有的抽象性、滞后性以及漏洞性等特征，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之后,在“找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不明确甚至漏洞的情形，受我国司法氛围的影响，法官一般会采用原则补充法、法律解释法、习惯补充法等等，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几种方法都有深入的研究。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不重视案例的指导作用。2005年10月26日，最高院公布的“二五改革纲要”第13项改革任务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而且对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也并不缺乏，大多是从案例指导的理论基础、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历史发展、指导性案例生成程序等等方面进行的探讨[1]，由此可见，案例指导作为一项制度得到了官方的倡导，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参考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是其目的。然而，鲜有对适用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案件的方法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任何一个制度的构建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并转化为实践，案例参考方法的研究正是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要求使然。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发现民事裁判中案例参考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实现指导性案例制度与法律的统一适用之目标的对接和回应，从而最终确保司法公正和权威。”[2]
一、案例初探：从一则案例导入
Y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受理了一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以下简称“Y案”）。[3]基本案情如下：原告王某（女）系某村小组成员，于2008年出嫁到外村，但是户口一直未迁移。2006年至2008年期间，该村小组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村小组得到了部分征地补偿费。从2009年起，由村小组决定将征地补偿费陆续分给村民，每位村民大约分得12000元。被告村小组以原告王某已出嫁为由，没有分配征地补偿费给原告。于是原告王某将该村小组告上法庭，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从该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决定着能否请求获得土地补偿费。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认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本案在处理的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7年民事审判案例卷）收录的曾廷富等诉宜宾市翠屏区象鼻镇大麦村第六村民组土地补偿费案（以下简称“宜宾案”）。[4]案情如下：曾廷富（女）出生于大麦村六组，1993年与一品村村民刘承武同居，其户口一直在大麦村六组。2003年大麦村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该组获得各种补偿费共计5396307.2元。村小组会议决定了分钱方案：按照参加集体分配的人数按照户籍管理在册的农业人口计算。2004年村六组以“曾廷富已成事实婚姻，应迁出本组”为由，将其排除在外。曾廷富将村六组告上法庭，一审判决曾廷富胜诉。村六组不服一审判决，诉至宜宾中院，宜宾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Y案”与“宜宾案”的案件事实来看，有以下相同点：1、原告都已出嫁到外村；2、原告的户口都未迁移；3、诉讼请求都是获得土地补偿费。两案的不同点是，王某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构成合法婚姻，而曾廷富并未办理结婚手续，只能成为事实婚姻。“Y案”与“宜宾案”有较多的事实相同属性，这些都是对案件的裁判起着重要作用的事实，而不同点对该案的裁判不构成大的影响。在“宜宾案”中翠屏区法院和宜宾中院都将户籍作为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标准。因此，Y法院参考“宜宾案”并认为原告王某虽已出嫁但户口未迁移，应当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然，法官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引用该案例，只是参考该案例的逻辑推理、法律解释、论证等方法，使该案圆满解决。Y法院之所以采用案例参考的民事裁判方法，是因为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集体经济组织资格”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时候采用案例参考的方法，具有“同案同判”、“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法律适用统一的功能，特别是“对人民法院来讲，如果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各级人民法院接到类似的案件诉讼，就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审理了，完全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并按照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作出判决。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可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法制的统一。”[5]
二、实践检视：案例参考的现状与问题
当下的司法正在对案例参考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最高院正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工作，并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体、范围、效力等等。2011年3月11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指导。所以说，案例指导不仅在制度上正在逐步完善，而且正在从应然走向实然。但是，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毕竟还是不成熟的。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向F市法院54名法官（其中F市中院7名，Y法院3名，其他基层法院44名）调查了有关案例参考的实践做法，首先调查的问题是：“当你遇到法律漏洞时选用哪种裁判方法？1、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2、向上级法院请示；3、参考已生效的案例。”调查结果是，约26%的法官选择“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约63%的法官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只有11%的法官“参考已生效的案例”。再对选择“参考案例”的法官进一步问及参考案例的来源是什么时，50%的法官选择参考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50%的法官选择到网上搜索相类似的案例，无人选择参考国外的案例。最后对参考案例的法官问及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
上述F市法院的现状是我国民事裁判中适用案例参考的一个缩影，是对类似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及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的一个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在最高院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进程中，虽有法官采取案例参考的方法，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注意。
1、案例参考的裁判使用比例较小
从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只有11%的法官遇到法律漏洞时选择参考已生效的案例，由此可见，在裁判实践中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的比例较小。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一种法的渊源。大多数法官在内心形成了这种观念，再加之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很多法官，特别是一些军转干的法官，对于案例参考一直持排斥或者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的认识使那些习惯于“循规蹈矩”的经验型法官不敢逾越案例参考这条鸿沟，从而导致采取案例参考方法进行裁判案件的使用比例较小。
2、参考案例的来源混乱与不足
大多数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漏洞时，会查阅《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法官为了省事，干脆就在网络中搜索。这些做法虽是可取的，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案例数据库，典型案例分布换乱，不能及时有效的找到目的参考源，加之数量不足能难满足千差万别的个案需求。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将Y法院处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案由输入检索时发现：最高院发布5种报刊杂志，加上各省高院及其他的报刊杂志更是枚不胜举，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只有15件。在这15件中，搜集出嫁女能否获得土地补偿费问题时，发现与Y法院要处理案件相似的更是屈指可数。
3、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
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主要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方法对案例参考进行规制，法官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如何权衡利弊而表现出来的自由性。从对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虽然这只是对一个基层法院的调查，但笔者相信，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案例参考时的随意性远不止上述三种情形。由于对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没有进行规制，法官在民事裁判实践中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导致法官在参考案例时呈现随意性较大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其一，寻找参考源的随意性较大。在参考案例时可能找到多个先前的案例，不是利用正当的方法进行甄别和判断，而是随意地找一个可能不符合本地实际的案例进行草率的参考。其二，参考案例决策的随意性较大。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该如何权衡利弊。例如，Y法院在参考《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的“宜宾案”时，对于如何权衡困扰案例参考的因素，法官之间存在分歧。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社会效果，因为一旦支持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会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到法院来，造成集体诉讼，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因为当时的土地补偿费已经分配完毕，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钱从何来呢？会使以后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当然，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不只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但是要解决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方法，从而使案例参考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 主要有历史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1）历史层面：在古代社会虽然提出过注重“例”的作用，但是“例以辅律”的思想占据主流，即使注重“例”的作用，也是作为“律”的一种补充方式，这种历史思想主流影响着案例参考的使用。（2）制度层面：其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法的一种渊源，法官裁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二，案例参考的前提是法律出现漏洞，随着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备，法律的漏洞逐渐减少，模糊地带逐渐清晰，从而使案例参考的使用空间逐渐缩小。其三，案件请示制度的影响，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对案件无所适从时，一般是把裁判的责任推给上级法院，采用案件请示的方法予以解决。究其原因还在于，法律适用错误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未生效的裁判发回重审或改判的一个法定情形，并且发回重审或改判与法官的绩效考核挂钩，因此，造成法官裁判案件时不轻易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而是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3）实践层面：其一，传统裁判观念的因素，面对法律漏洞，传统观念一般是寄希望于立法的完善，而不是利用现有的司法资源进行裁判。由于立法程序的繁琐，不可能及时有效对法律作出修正，传统观念往往不能达到及时裁判案件的效果，而案例参考的方法则不同，是利用现有司法资源的一个形式。 其二，裁判经验的因素，面对一个案件，法官首先是看有无法律规定，有没有裁判过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很少法官会尝试案例参考的方法。由于对裁判经验感知的依赖，导致影响案例参考种种问题的产生。
三、工具探索：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
“法院虽不应固定，然而判例则应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私人意见的话，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6]案例参考虽然是在法律出现漏洞时作为一种补充方式才使用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的参考，草率地做出裁判。而是要遵循的一定的技术方法来规制案例参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否则将丧失法律的权威和民众对司法的信赖。
（一）顺位选定法
1、优先参考最高院公布的案例，兼顾参考其他案例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最高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这种体制决定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应当参照。同时，从法律统一适用的角度来看，最高院发布典型案例能够起到统一案例参考标准的功效，也有利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2010年11月2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其明确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的效力定位，即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已废止）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9月6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8号公布 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和划定
第三章 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基本农田，是指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和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划定的实行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组织编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并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建立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每年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情况，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应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计划、建设、规划、财政、水利、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划定
第六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实行指标控制。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应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及本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人口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编制，并与城市规划、村镇建设规划相协调。
第七条 全省基本农田保护区总体规划，由省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并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各市、县（市、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并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因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局部调整的，应按第七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经批准。
第九条 下列耕地应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二）高产、稳产田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以及计划实施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
（五）其他按规定需要实行特殊保护的耕地。
已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用地、国家和省重大建设项目规划控制区用地，不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十条 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分为两级，长期不得占用的耕地为一级基本农田，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为二级基本农田。分级的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一条 名、特、优、新农产品生产基地应严格保护，一般不得征用。因特殊情况确需征用的，按征用二级基本农田的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具体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建设等有关部门，依据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划定，由土地管理部门绘制图纸，登记造册，并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
第三章 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十三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占用。国家和省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需要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的，应按以下规定报经批准：
（一）占用一级基本农田的，须经县（市）、市（地）人民政府和省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并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省土地管理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占用一级基本农田超过500亩的，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二）占用二级基本农田的，须依照《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审核，并经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土地管理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建设用地实行总量控制，审批土地不得突破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第十五条 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单位除按国家和省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应加缴每亩不低于10000元的基本农田保护费。
基本农田保护费由土地管理部门统一收取，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减免。
基本农田保护费主要用于新农田的垦造、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农田保护费的使用，由市、县（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水利、财政等部门提出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财政、审计部门对基本农田保护费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实施检查、监督。
第十六条 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按征一补一的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垦造耕地。当地无条件垦造的，应将其收取的基本农田保护费按比例上交省、市（地），由省、市（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垦造耕地。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厂、建房、建坟、采石、采矿、挖砂、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以及排放、倾倒污染物等毁坏耕地的行为。
未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基本农田改种多年生作物或挖塘养殖。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建设规划，增加对保护区的资金投入，加强保护区内水利、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基本农田高产稳产。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或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础设施。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增加资金、劳力的投入，提倡和鼓励使用有机肥料，合理使用农药，改良土壤，提高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对基本农田的环境污染进行监测与评价。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应采取措施限期治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二）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三）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四）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基本农田的；
（五）荒废基本农田的；
（六）未经批准，超过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审批土地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厂、建房、建坟、采石、采矿、挖砂、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或没收在非法占用耕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被毁坏耕地每平方米15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将基本农田改种多年生作物或挖塘养殖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排放、倾倒污染物的，按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侵占或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基础设施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破坏或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挪用、截留或擅自减免基本农田保护费的，由财政、审计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六条 在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按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蔬菜生产基地的保护、建设、管理，按《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4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