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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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1992年）
中国政府 孟加拉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和经济贸易关系的愿望，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措施，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并对两国间的贸易相互提供便利。
第二条 两国之间货物、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将按照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进口、出口、外汇管理的法律、规章并在两国的进出口商或贸易机构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进行。
第三条 为了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缔约双方在有关航运，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和其他捐税方面，以及办理海关手续和收费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但上述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和便利；
（二）缔约任何一方由于成为或将成为关税联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而产生的优惠和利益。
第四条
（一）两国之间的贸易支付，应根据各自国家现行有效的外汇管理条例，以两国能够接受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办理，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二）两国有权进行进出口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和组织之间，只要双方同意，可以进行对销贸易。
第五条 两国之间的交换货物应参照本协定附表“甲”（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的商品）和附表“乙”（孟加拉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并根据各自国家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双方的需要与可能进行。但本协定对上述附表“甲”和附表“乙”内未列入的商品的交换并无限制之意。
第六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措施减少可能产生的贸易差额，使双边贸易在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第七条 缔约双方鼓励两国有关贸易机构、公司和进出口商人参加在各自国家举办的贸易展览会和交易会，并将为此提供方便。
第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有效的法律和规定，允许进口和出口下述商品，并免收关税、捐税和其他类似性质的税款。
（一）用于样品的商品和／或无商业价值的宣传材料；
（二）为举办交易会和展览会而进口的非出售的商品和产品；
（三）为加工和修理后再出口而临时进口的商品和材料；
（四）用于组装和建立工厂并再出口的工具和器材。
第九条 缔约双方应鼓励对方外贸进出口公司在本国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并为此提供方便。
第十条 为了便于执行本协定，缔约双方将互相协商，必要时轮流在北京和达卡会晤。
第十一条 本协定期满后，协定的各项规定仍可继续适用于在本协定期满前已签订但尚未执行完的贸易合同。
第十二条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缔约双方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达卡签订的贸易协定即自行终止。但根据此终止的贸易协定项下的议定书所签的合同将在合同条款有效期满前继续有效。
第十三条 本协定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有效期终止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三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附表甲、乙（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岚清 Ｍ·Ｋ·安瓦尔
（签字） （签字）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变通规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变通规定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4年7月11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贵州省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我县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对在我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作如下变通规定：
一、在选举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情况，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也可以和应选代表名额相等。
二、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也可以和应选代表名额相等。
三、本变通规定，经征求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自治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执行。
1984年7月11日
“公共秩序”的界定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期望在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论述的基础上，提出 “公共秩序”界定中的一些思路，以期有利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 界定
【正文】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是我国法律上的称谓，在法国习惯称为“公共秩序”(public order),在德国称为“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而英美法国家则惯用“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法则区别说时代, 经胡伯、孟西尼等国际私法学者的发展渐趋完善。1904年的《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该项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国际私法实践中已经发挥了并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背景，到底什么样的外国法需要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其在自己国家适用，各国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直接后果就是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若该权利被滥用，则会大大降低国际私法在协调各国法律冲突中的价值，妨碍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稳定和安全，有悖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的是否恰当，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恰当适用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公共秩序保留”这一术语中“公共秩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进而防止滥用，防止各国将各种任意的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堂而皇之地冠以“公共秩序”的名义。但一个难题马上出现，那就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从来没有学者对此做过成功的界定。但为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运行，避免公共秩序保留被滥用，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公共秩序”做一个简单的定性。
一、各国立法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对这个很重要的措词如何理解，各国立法有着不同的表述。
普通法系国家常用的是“公共政策”、“特殊政策”或“法律秩序”，大陆法系国家则分别用“善良风俗”、“法律之目的”或“法律之基本原则”、“虽属与国家社会有重大关系之情事”，在我国的立法中,曾经表述为“社会治安”、“社会公德”、“社会秩序”、“优良风俗习惯”、“国家社会利益”、“法律的基本准则”。1982 年中国《宪法》、1986 年中国《民法通则》和1991 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秩序或公共政策条款在民法典、国际私法立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例如，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081条，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16条，1996年《列支敦士登国际私法》第6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典》第36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8条，1999年《白俄罗斯民法典》第1099条，等等。
许多国际私法公约也有公共秩序的规定。例如，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8条，1979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私法通则的公约》第5条，1973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10条，1980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1988年《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18条，2000年《关于成年人保护的公约》第21条，2002年《关于中介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第11条，等等。
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一向持肯定态度。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关于中国人与外侨、外侨与外侨婚姻问题的意见》中就有了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1954年宪法也提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4条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68条都就公共秩序保留作了规定。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该法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规定表明：（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适用起来比较灵活。（2）对于确定违反公共秩序的标准，我国采取了"结果说"。（3）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不仅指向外国法律，还指向国际惯例，这是我国所特有的。
二、中外学者关于“公共秩序“的表述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此问题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1、戚希尔认为，“公共秩序”指英国的"特殊政策"，具体包括：（1）与英国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不相容；（2）与英国的道德观念相抵触；（3）损害了英联邦及其友好国家的利益；（4）外国法侵犯了英国关于人的行为自由的观念。
2、戴赛认为“公共秩序”指三种依外国法取得的权利，即：（1）与英国成文法相抵触的权利；（2）与英国法律政策相抵触的权利；（3）与英国主权利益相抵触的权利。
3、库恩认为“公共秩序”指下列4种场合：（1）违背文明国家的道德；（2）违反法院地的禁止性规定；（3）违反法院地的重要政策；（4）外国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未获法院地的确认。
4、J.H.C 莫里斯在其主编的《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将“公共秩序”界定为“基本公共政策”。
5、在李双元、金彭年、张茂、李志勇编著的《中国国际私法通论》中，将“公共秩序”界定为“法院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
6、在宋立红、李 鹏的《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则认为，公共秩序概念虽然随着时间和地点的移转而变化,但可称其为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道德规范和善良风俗的总称。
三、笔者关于“公共秩序“的一些看法
鉴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对公共秩序的具体含义，很难取得一致的理解。英美国家许多学者也认为：“什么是公共秩序，……是模糊最不确定的问题之一，一般无法给它作出一个定义。”但是，笔者在充分了解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关于“公共秩序”界定中的几个基本点：
1、“公共秩序”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对其的界定中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既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必须和社会实际相结合。法国学者尼波埃（Niboyet）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公共秩序应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今天是公共秩序的东西，可能经过若干年将不是公共秩序。”
2、我们不要乞求在“公共秩序”的界定中各国都达成一致，即在国际上对公共秩序的范围及其具体内容做出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解释。保留各国在适用公共秩序时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尽管在客观上为各国滥用公共秩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可以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中，要求各国在何种情况下采用公共秩序保留拒绝适用外国法，在其法律中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从严规定和适用公共秩序。
3、“公共秩序”一般应包括一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即现在相对通行的观点。
综上所述，为了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价值，必须予以必要的限制，首先应对“公共秩序”进行必要的界定，但这一界定是很有挑战性的。
【主要参考资料】
1、张仲伯、赵相林，《国际私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修订第1版
2、张潇剑，《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中国国际私法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韩德培，《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黄进，《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