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真执行我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书必须加盖转递章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17:01:48 浏览: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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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执行我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书必须加盖转递章的通知
关于认真执行我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书必须加盖转递章的通知
司法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公证管理处：
据了解，一些公证处在办理涉港公证，特别是涉港商品房预售（或销售）公证时，自行接受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没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的公证书。有的公证处甚至擅自接受非我部委
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公证证明。公证书转递制度是防止伪造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切实保证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公证证明的真实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之一，现重申：
各公证处在办理涉港公证，特别是涉港商品房预售（或销售）公证时，必须依据司公通〔1991〕170号通知的规定，注意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公证书，是否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的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今后在办证质量检查时，凡
是接受了未加盖转递章的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公证书的，一律按不符合办证程序处理；凡是擅自接受非我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出具的公证证明的，一律按错证处理。同时给予有关公证处、公证员以必要处罚。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应定期将转递情况报司法部公证司。并作为委托香港律师注册考核的依据之一。
请即通知所属办理涉港公证的公证处。
199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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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镇居民”的认定
福建福兴律师事务所 滕风武
内容摘要：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人民法院一般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城镇居民”等同于“非农业人口”，并据此适用相应的标准进行赔偿，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人权平等和司法审判公正的种种讨论。笔者从词语的定义出发，简要分析当前理论争议和司法实践的观点，并对“城镇居民”的认定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字：人身损害，人身损害赔偿，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
一． 关于“城镇居民”的定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所称 “城镇居民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援用了统计上的术语,是指城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这里的城镇居民在统计上称为调查户，是由统计部门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的。
统计部门是如何选取调查户？如何界定“城镇居民”？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114号文件《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进行划分，城镇人口是指在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市建制的城市和经批准的市镇建制的城镇区域内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不管是否有城镇户口，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就统计为城镇人口。这里的城镇人口是否就是“城镇居民”？统计上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的“城镇居民”标准是什么？笔者在国家及各地统计局的网站上一直没有找到。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有关专家认为，“城镇居民”的概念已不能仅仅局限于非农业户口，本地农业户口但已经从事非农业经济的人口、农业户口的居民到大城市打工并已定居的家庭，以及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外出到其他城市打工或经商者，都可统称为“城镇新居民”。这里专家对于长期在城镇中居住的“农业人口”的存在进行了肯定，但对“城镇居民”标准仍然未做出明确的定义。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城镇新居民”，以区别于“城镇居民”。
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居民和户口的概念混同： “城镇居民”是指在一定时间里，在城镇居住的相对稳定的，而且其经济收入和生活与居住地密切联系的人。因此，“城镇居民”不仅仅局限于“非农业人口”户口人员，其内涵比“非农业人口”户口人员要广泛的多。
在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对“城镇居民”的定义是：在城镇居住、生活的人,也指有城镇户口,享有粮食配给、招工等权利的居民。从词典的定义来分析，“城镇居民”基本上等同于“非农业人口”。因为字典是言词概念规范的工具，反映国家在某个时期对词语的文义认定和规范，所以词典的权威不容小视。
笔者认为，“城镇居民”的定义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各方面，其变化是一渐进的改良过程。就目前而言，对城镇居民的定义仍应严格适用汉语词典的定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众所周知，我国的“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是二元制户口管理结构的户籍制度下产物。根据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1955年9月5日粮食部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的命令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非农业人口”是居住、工作、生活均在城镇并且其户籍也落户在城镇的人，也被称为“市镇居民”。因此“非农业人口”应当认定为“城镇居民”，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没有争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多引入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概念，“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提法已逐渐被淘汰，所以在《人身损害解释》中没有采用“非农业人口”而用“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较原来的“非农业人口”，语义和范围没有新界定标准，从历史连续性和我国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实质平等”来看，实践中“城镇居民”就是“非农业人口”。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居民”是一相对开放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虽然词典将“城镇居民”的定义赋予某些具有政治性色彩的户籍内容，但从词语的本义来看，学者们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平常人对“城镇居民”定义的理解，即“城镇居民”就是在城镇中居住的人。这种理解也同国际私法中的惯例如吻合。作为法律解释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应将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误解和词语，或者要将此类词语在司法解释的后面进行释义。
总而言之，基于目前汉语词典对“城镇居民”解释，“城镇居民”在法律应视同为“非农业人口”。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加深和《户籍法》的出台，“城镇居民”的定义将会更明确，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国际惯例。
二． 人身损害案件中存在的城镇居民认定的问题和争议
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太于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向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违宪规定进行审查的申请》中，恳请全国人大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的违宪规定进行审查并予以纠正。周律师说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常年生活在城市。他们过着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菜、米、油、盐等生活开支靠工资收入，而购买生活品的价格和城市人一样，不会比城市人低；小孩上学、购买商品等和城镇居民一个价，不会比城镇居民低。但是，当发生人身伤害获得的赔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却有4倍的差距，这不得不让人疑惑？难道农村人一生下来就低城市人一等吗？难道农村人和城市人天生就不平等吗？” 周律师认为《人身损害解释》实行差别对待，将人身损害赔偿区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造成公民在法律面前事实上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与WTO背景之下的国际做法不相符。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坚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别，是没有道理的，是对这种改革的阻碍，是对人权平等的阻碍，是应当坚决反对的”，主张在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上应当消灭城乡差别。
为什么社会各界对“城镇居民”、“农民居民”有如此大的兴趣和争议？这是因为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人身损害解释》在确定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上，区分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种不同的标准。按照这两种标准计算，二者数额差距十分明显。比如死亡赔偿金一项，“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以福建省为例，据《福建省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1175.37元和4089.38元。据此，2005年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分别为223507.4元和81787.6元，相差近二倍，为141719.8元，。同样是一个生命，在同一个事故中死亡，就因为户籍的不同而得到赔偿的数额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公平何在？《人身损害解释》中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也是如此。
于是在司法实践上，部分地方法院对《人身损害解释》的标准相应地进行变通处理，将“城镇居民”的概念泛化。例如江西吴友金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主审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院的判决采用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依据，一是前面提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二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2005年）3月29日印发的《二○○四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份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该《纪要》要求：“农村居民到城镇、城市务工、生活、学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居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可以按经常居住地更高的标准确定赔偿。”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性意见，针对本案原告吴友金2004年2月起便从农村来到南昌市居住和务工，至其2005年9月起诉时, 已连续居住了一年以上，故其残疾赔偿金按照经常其居住地的标准计算，即以2004年度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7559.64元/年。又因为吴友金伤残评定为二处伤残，胸部和肢体损伤均为十级伤残，残疾赔偿金赔偿年限为2年，因此，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吴友金残疾赔偿金15119.28元。
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不少法律人士提出质疑：法律是有权机关制定的，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能进行修改。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性文件有权对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吗？法律的权威何在？
三． “城镇居民”认定的思考
就目前人身损害案件中关于“城镇居民”认定的争议，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二个倾向：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人身损害解释》的条文进行审理案件。这部分人认为在中国，人权平等是实质的平等。农村和城镇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实质意义的平等。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将“城镇居民”扩大解释，“城镇居民”不仅包括原来的“非农业人口”，也包括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农业人口。他们认为依据《人身损害解释》“ 第三十条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这种理解是合理合法的。
笔者认为依照第一种意见合法，但于理欠妥；而第二种意见于理可情，但于法无据。首先，《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条所提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标准是关于此地（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和彼地关于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收入标准的适用问题。例如，一个经常居住在福建的城镇里的江西农民工，如果受到人身损害，那其标准可以参照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不是用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经常居住地是“公民离开居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诉讼，在《人身损害解释》中不能直接适用。而且用居住一年时间的标准来确定一个人的是否是城镇居民，过于简单，实际难以操作。另外，笔者注意到许多与江西吴友金人身损害赔偿案相似的案件，是政府行政干预或媒体舆论介入的结果，是法律的泛政治化和泛社会化，影响法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综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严格将人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并照此标准进行赔偿，的确是对“农业人口”不公，尤其是那些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中的“农业人口”。这些人是城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部分人实际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如果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仅仅因为受害人为农村户籍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有违公平。因此在确认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时应以户籍登记主义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对于赔偿权利人虽为农村居民，但如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已在城镇居住三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在诉讼时能提供其居住证明，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法院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实行“同城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农村居民的公平保护。
《人身损害解释》开篇就定义了“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修辞立其诚”，贵在名正言顺。与其相对，和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没有定义。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征询国家统计部门，就“城镇居民”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如果是因为政治经济因素而不好界定词语，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可以就司法实践提出指导性意见，各省依法进行相关规定，以便于法官的裁量，实现社会的公平。
参考文献：
［1］周立太．中国律师网．关于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违宪规定进行审查的申请［EB/OL］http://www.acla.org.cn/forum/showthreaded.php?Cat=&Number=621414&page=&view=&sb=5&o=，2004年12月7日 10:13．
［2］杨立新．杨立新民商法网．在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上应当消灭城乡差别［EB/OL］．http://www.yanglx.com/dispnews.asp?id=407，2005年9月23日．
[ 3 ] 王利明，程啸，尹飞．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起止页码538-571．
［4］ 黄松有，孙华璞，俞宏武，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起止页码2,310-337,354-375,412-417．
附联系方式:
QQ:1164307, EMAIL:admin@ChinaDoing.com
论沉默权在刑事侦查期间的冲击与对策
张 军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法政系，广东 佛山 528225）
摘 要：本文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将对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较为充分的展望，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必要的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关键词：沉默权 冲击 刑事侦察 对策
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沉默权既一项自然权利，也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沉默权制度是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良善制度之一。沉默权对刑事侦查的冲击将是我国法制建设重大变革的前奏。
一、沉默权的涵义及发展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沉默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它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 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该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国亚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个男人塞进车里强暴，大约10分钟后，被害人被释放。经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兰达。在审讯中，米兰达供述了自己强奸的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据此，米兰达被判处劫持罪和强奸罪，但事后米兰达又认为自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被迫招供的。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审讯时候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虽然未受到身体的强迫，但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随后法院规定必须将以下事项告知被羁押人：他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代理他。以上规定就是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
二、沉默权对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在看到沉默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想到它在刑事侦查中的一些消极作用。
（一）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五章第42条规定了刑事诉讼的七项证据，其中第四项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即我们通常所称为的口供，查证属实的口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第93条规定：“（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讯问中，侦查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有义务回答，只是涉及到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时，犯罪嫌疑人才能拒绝回答。沉默权一旦建立或实施，侦查人员便丧失了讯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期间始终保持沉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可以预见的是必然会出现犯罪嫌疑人利用沉默权“合法”逃避打击导致追诉率下降，侦查机关工作量增加，诉讼成本和犯罪控制成本上升，从而在短期内降低侦查机关工作效率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对侦查机关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
（二）沉默权与预审的任务相违背。预审它是外来语，原意是指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进行的预备性审理。由于各国的立法原则不同，预审的程序也各不相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预审，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为了审查核实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进行讯问和查证，并对案件作出终结处理的一项侦查活动。预审的任务主要有三项：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核实和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法结束对案件的侦查，并对案件作出相应的处理。预审工作的重头戏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向其索取真实的供述和辩解。因为真实的口供不仅是证据，而且比其它证据更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出案件的事实真相，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作案目的、心理活动以及犯罪的细节和手段，更显得至关重要。此外，预审人员还要通过讯问达到印证被害人的陈述，印证共同犯罪中成员的互供，印证犯罪现场遗留的痕迹，印证现场勘查记录，印证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等。如果犯罪嫌疑人被赋予沉默权，闭口不回答任何问题，不但预审任务无法完成，就连预审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影响追缴赃款赃物，证人举证。刑事案件侦破后，还必须追缴犯罪嫌疑人作案所得的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既是为了索取物证，又是为了挽回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赃款赃物的下落只有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才能获得线索。如果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那么其他证人在认为作证会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更有权保持沉默。在侦查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证人不愿意作证的案例。一种是害怕犯罪嫌疑人报复，另一种是担心影响相互间的关系。在伤害案件中明明知道事情的起因，同时看见谁先骂人谁先动手，偏偏不愿意出来作证，担心影响以后的邻里关系。证人若采取沉默方式对待司法机关，刑事侦查的工作将更为被动。
三、我们所要采取的对策
“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①建立沉默权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核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因此，在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之前，应尽力吸取其合理因素。
我国《宪法》第35条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刑法》第247条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有关司法解释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挥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有一些法规也对进行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追究、处罚办法。这些似乎都可视为沉默权若干内容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那么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我们可能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2）限制讯问时间、对象、两次讯问的间隔、地点，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保证其基本人权不受侵犯；（3）对讯问过程加强监督和控制，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非法强制手段获取口供；（4）提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允许律师在第一次讯问之前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对讯问过程及沉默权的实施进行监督；（5）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避免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受到强制，保证在其受到强制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6）应当转变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从依赖口供、从供到证的破案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其他证据，由其他证据破获案件的模式。
为此，侦查人员不仅要树立人权保障意识，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提高在不依赖口供的情况下侦破案件的能力，主动提高自己的侦查水平，注意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和科技投入。
参考书目:
1.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2.《预审学》公安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
3.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北大出版社;
4.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5.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张新枫主编《刑事侦查教材》，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南海软件科技园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法政系 张军
邮政编码：528225
电话： 0757－86687604（宅） 0757－86687376（办） 13516519196(手机)
E-mail: whuzjun1969@163.com
福建福兴律师事务所 滕风武
内容摘要：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人民法院一般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城镇居民”等同于“非农业人口”，并据此适用相应的标准进行赔偿，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人权平等和司法审判公正的种种讨论。笔者从词语的定义出发，简要分析当前理论争议和司法实践的观点，并对“城镇居民”的认定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字：人身损害，人身损害赔偿，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
一． 关于“城镇居民”的定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所称 “城镇居民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援用了统计上的术语,是指城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这里的城镇居民在统计上称为调查户，是由统计部门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的。
统计部门是如何选取调查户？如何界定“城镇居民”？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114号文件《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进行划分，城镇人口是指在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市建制的城市和经批准的市镇建制的城镇区域内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不管是否有城镇户口，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就统计为城镇人口。这里的城镇人口是否就是“城镇居民”？统计上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的“城镇居民”标准是什么？笔者在国家及各地统计局的网站上一直没有找到。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有关专家认为，“城镇居民”的概念已不能仅仅局限于非农业户口，本地农业户口但已经从事非农业经济的人口、农业户口的居民到大城市打工并已定居的家庭，以及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外出到其他城市打工或经商者，都可统称为“城镇新居民”。这里专家对于长期在城镇中居住的“农业人口”的存在进行了肯定，但对“城镇居民”标准仍然未做出明确的定义。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城镇新居民”，以区别于“城镇居民”。
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居民和户口的概念混同： “城镇居民”是指在一定时间里，在城镇居住的相对稳定的，而且其经济收入和生活与居住地密切联系的人。因此，“城镇居民”不仅仅局限于“非农业人口”户口人员，其内涵比“非农业人口”户口人员要广泛的多。
在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对“城镇居民”的定义是：在城镇居住、生活的人,也指有城镇户口,享有粮食配给、招工等权利的居民。从词典的定义来分析，“城镇居民”基本上等同于“非农业人口”。因为字典是言词概念规范的工具，反映国家在某个时期对词语的文义认定和规范，所以词典的权威不容小视。
笔者认为，“城镇居民”的定义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各方面，其变化是一渐进的改良过程。就目前而言，对城镇居民的定义仍应严格适用汉语词典的定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众所周知，我国的“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是二元制户口管理结构的户籍制度下产物。根据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1955年9月5日粮食部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的命令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非农业人口”是居住、工作、生活均在城镇并且其户籍也落户在城镇的人，也被称为“市镇居民”。因此“非农业人口”应当认定为“城镇居民”，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没有争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多引入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概念，“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提法已逐渐被淘汰，所以在《人身损害解释》中没有采用“非农业人口”而用“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较原来的“非农业人口”，语义和范围没有新界定标准，从历史连续性和我国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实质平等”来看，实践中“城镇居民”就是“非农业人口”。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居民”是一相对开放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虽然词典将“城镇居民”的定义赋予某些具有政治性色彩的户籍内容，但从词语的本义来看，学者们的解释也是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平常人对“城镇居民”定义的理解，即“城镇居民”就是在城镇中居住的人。这种理解也同国际私法中的惯例如吻合。作为法律解释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应将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误解和词语，或者要将此类词语在司法解释的后面进行释义。
总而言之，基于目前汉语词典对“城镇居民”解释，“城镇居民”在法律应视同为“非农业人口”。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加深和《户籍法》的出台，“城镇居民”的定义将会更明确，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国际惯例。
二． 人身损害案件中存在的城镇居民认定的问题和争议
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太于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向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违宪规定进行审查的申请》中，恳请全国人大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的违宪规定进行审查并予以纠正。周律师说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常年生活在城市。他们过着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菜、米、油、盐等生活开支靠工资收入，而购买生活品的价格和城市人一样，不会比城市人低；小孩上学、购买商品等和城镇居民一个价，不会比城镇居民低。但是，当发生人身伤害获得的赔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却有4倍的差距，这不得不让人疑惑？难道农村人一生下来就低城市人一等吗？难道农村人和城市人天生就不平等吗？” 周律师认为《人身损害解释》实行差别对待，将人身损害赔偿区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造成公民在法律面前事实上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与WTO背景之下的国际做法不相符。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坚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别，是没有道理的，是对这种改革的阻碍，是对人权平等的阻碍，是应当坚决反对的”，主张在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上应当消灭城乡差别。
为什么社会各界对“城镇居民”、“农民居民”有如此大的兴趣和争议？这是因为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人身损害解释》在确定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上，区分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种不同的标准。按照这两种标准计算，二者数额差距十分明显。比如死亡赔偿金一项，“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以福建省为例，据《福建省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1175.37元和4089.38元。据此，2005年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分别为223507.4元和81787.6元，相差近二倍，为141719.8元，。同样是一个生命，在同一个事故中死亡，就因为户籍的不同而得到赔偿的数额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公平何在？《人身损害解释》中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也是如此。
于是在司法实践上，部分地方法院对《人身损害解释》的标准相应地进行变通处理，将“城镇居民”的概念泛化。例如江西吴友金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中，主审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院的判决采用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依据，一是前面提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二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2005年）3月29日印发的《二○○四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份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该《纪要》要求：“农村居民到城镇、城市务工、生活、学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居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可以按经常居住地更高的标准确定赔偿。”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性意见，针对本案原告吴友金2004年2月起便从农村来到南昌市居住和务工，至其2005年9月起诉时, 已连续居住了一年以上，故其残疾赔偿金按照经常其居住地的标准计算，即以2004年度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7559.64元/年。又因为吴友金伤残评定为二处伤残，胸部和肢体损伤均为十级伤残，残疾赔偿金赔偿年限为2年，因此，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吴友金残疾赔偿金15119.28元。
针对这种情况，也有不少法律人士提出质疑：法律是有权机关制定的，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能进行修改。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性文件有权对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吗？法律的权威何在？
三． “城镇居民”认定的思考
就目前人身损害案件中关于“城镇居民”认定的争议，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二个倾向：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严格依照《人身损害解释》的条文进行审理案件。这部分人认为在中国，人权平等是实质的平等。农村和城镇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实质意义的平等。
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将“城镇居民”扩大解释，“城镇居民”不仅包括原来的“非农业人口”，也包括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农业人口。他们认为依据《人身损害解释》“ 第三十条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相关规定，这种理解是合理合法的。
笔者认为依照第一种意见合法，但于理欠妥；而第二种意见于理可情，但于法无据。首先，《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条所提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标准是关于此地（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和彼地关于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收入标准的适用问题。例如，一个经常居住在福建的城镇里的江西农民工，如果受到人身损害，那其标准可以参照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不是用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关于经常居住地是“公民离开居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诉讼，在《人身损害解释》中不能直接适用。而且用居住一年时间的标准来确定一个人的是否是城镇居民，过于简单，实际难以操作。另外，笔者注意到许多与江西吴友金人身损害赔偿案相似的案件，是政府行政干预或媒体舆论介入的结果，是法律的泛政治化和泛社会化，影响法律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综上，在人身损害案件中，严格将人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并照此标准进行赔偿，的确是对“农业人口”不公，尤其是那些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中的“农业人口”。这些人是城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部分人实际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如果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仅仅因为受害人为农村户籍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有违公平。因此在确认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时应以户籍登记主义为原则，以经常居住地为例外。对于赔偿权利人虽为农村居民，但如有证据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已在城镇居住三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在诉讼时能提供其居住证明，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法院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实行“同城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农村居民的公平保护。
《人身损害解释》开篇就定义了“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修辞立其诚”，贵在名正言顺。与其相对，和当事人利益有重大关系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没有定义。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征询国家统计部门，就“城镇居民”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如果是因为政治经济因素而不好界定词语，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可以就司法实践提出指导性意见，各省依法进行相关规定，以便于法官的裁量，实现社会的公平。
参考文献：
［1］周立太．中国律师网．关于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违宪规定进行审查的申请［EB/OL］http://www.acla.org.cn/forum/showthreaded.php?Cat=&Number=621414&page=&view=&sb=5&o=，2004年12月7日 10:13．
［2］杨立新．杨立新民商法网．在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上应当消灭城乡差别［EB/OL］．http://www.yanglx.com/dispnews.asp?id=407，2005年9月23日．
[ 3 ] 王利明，程啸，尹飞．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起止页码538-571．
［4］ 黄松有，孙华璞，俞宏武，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起止页码2,310-337,354-375,4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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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沉默权在刑事侦查期间的冲击与对策
张 军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法政系，广东 佛山 528225）
摘 要：本文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将对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较为充分的展望，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必要的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关键词：沉默权 冲击 刑事侦察 对策
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沉默权既一项自然权利，也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沉默权制度是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良善制度之一。沉默权对刑事侦查的冲击将是我国法制建设重大变革的前奏。
一、沉默权的涵义及发展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沉默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它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 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该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国亚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个男人塞进车里强暴，大约10分钟后，被害人被释放。经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兰达。在审讯中，米兰达供述了自己强奸的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据此，米兰达被判处劫持罪和强奸罪，但事后米兰达又认为自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被迫招供的。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审讯时候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虽然未受到身体的强迫，但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随后法院规定必须将以下事项告知被羁押人：他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代理他。以上规定就是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
二、沉默权对刑事侦查带来的冲击
沉默权作为一种符合现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制度，引入我国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在看到沉默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想到它在刑事侦查中的一些消极作用。
（一）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五章第42条规定了刑事诉讼的七项证据，其中第四项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即我们通常所称为的口供，查证属实的口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第93条规定：“（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讯问中，侦查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有义务回答，只是涉及到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时，犯罪嫌疑人才能拒绝回答。沉默权一旦建立或实施，侦查人员便丧失了讯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期间始终保持沉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可以预见的是必然会出现犯罪嫌疑人利用沉默权“合法”逃避打击导致追诉率下降，侦查机关工作量增加，诉讼成本和犯罪控制成本上升，从而在短期内降低侦查机关工作效率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对侦查机关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
（二）沉默权与预审的任务相违背。预审它是外来语，原意是指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前对被告人进行的预备性审理。由于各国的立法原则不同，预审的程序也各不相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预审，是指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为了审查核实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进行讯问和查证，并对案件作出终结处理的一项侦查活动。预审的任务主要有三项：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核实和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法结束对案件的侦查，并对案件作出相应的处理。预审工作的重头戏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向其索取真实的供述和辩解。因为真实的口供不仅是证据，而且比其它证据更全面、细致、准确地反映出案件的事实真相，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作案目的、心理活动以及犯罪的细节和手段，更显得至关重要。此外，预审人员还要通过讯问达到印证被害人的陈述，印证共同犯罪中成员的互供，印证犯罪现场遗留的痕迹，印证现场勘查记录，印证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等。如果犯罪嫌疑人被赋予沉默权，闭口不回答任何问题，不但预审任务无法完成，就连预审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影响追缴赃款赃物，证人举证。刑事案件侦破后，还必须追缴犯罪嫌疑人作案所得的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既是为了索取物证，又是为了挽回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赃款赃物的下落只有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才能获得线索。如果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那么其他证人在认为作证会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更有权保持沉默。在侦查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证人不愿意作证的案例。一种是害怕犯罪嫌疑人报复，另一种是担心影响相互间的关系。在伤害案件中明明知道事情的起因，同时看见谁先骂人谁先动手，偏偏不愿意出来作证，担心影响以后的邻里关系。证人若采取沉默方式对待司法机关，刑事侦查的工作将更为被动。
三、我们所要采取的对策
“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①建立沉默权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核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因此，在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之前，应尽力吸取其合理因素。
我国《宪法》第35条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刑法》第247条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有关司法解释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挥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有一些法规也对进行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追究、处罚办法。这些似乎都可视为沉默权若干内容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那么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我们可能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2）限制讯问时间、对象、两次讯问的间隔、地点，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保证其基本人权不受侵犯；（3）对讯问过程加强监督和控制，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非法强制手段获取口供；（4）提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允许律师在第一次讯问之前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对讯问过程及沉默权的实施进行监督；（5）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避免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受到强制，保证在其受到强制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6）应当转变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从依赖口供、从供到证的破案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其他证据，由其他证据破获案件的模式。
为此，侦查人员不仅要树立人权保障意识，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提高在不依赖口供的情况下侦破案件的能力，主动提高自己的侦查水平，注意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和科技投入。
参考书目:
1.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2.《预审学》公安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
3.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北大出版社;
4.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5.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张新枫主编《刑事侦查教材》，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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