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宜春市城市规划区土地供应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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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困境与出路

李长健 王?


摘要：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尚不明确，某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漏洞设置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限制，使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困境。要真正解决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的绿色壁垒问题，就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手段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 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科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之一。转基因生物（Genetic-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往往具有十分优秀的抗旱、抗虫、高产等性状，因而在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科研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然而，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进化所不存在的生物新品种，因而对依托于传统物权发展起来的知识产权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各国纷纷通过制订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限制措施来规避WTO立法架构中的国民待遇要求，从而造成了对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相当严重的绿色壁垒。要突破绿色壁垒使转基因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
一、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面临的崭新挑战
转基因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genetic modification)，是指将能够表达相应性状的基因片断直接移植到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目标品种生物表现出某些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具有的性状的行为。[1]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着眼于现实生活而发展起来的权利体系。[2]作为经济法的子法律部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凸显了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是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因而，知识产权法通过授予权利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地位，在确保社会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新兴科技，它在权利保护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均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对传统知识产权来说，一物一权的传统民法理念完全可以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经过诸如基因组测序、基因片段截取等过程，因此对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权利主体很难做出界定。从某个人身上获取的基因片段是应该归属于获取该片段的科学家所有还是应该归属于提供该基因片段的人所有，抑或应当归全人类所有？这个问题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无法回答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一般包括物、智力成果、人身权利或者行为。转基因技术通过对不同种生物基因片断的剪切和链接，将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的部分基因相互结合，从而造成了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的模糊。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模糊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法律关系内容的混同。传统知识产权倾向于对微生物予以专利权保护，对植物新品种予以类似专利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对动物新品种一般只予以方法专利保护。那么对于一种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应当如何提供法律保护？这一立法困境在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架构中同样难以解决。
二、生物产品绿色壁垒：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表现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为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规范是应然规范，部分也可以称之为“确定规范”。[4]因此，WTO在立法框架中努力贯彻应然的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力图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来实现国际间贸易的自由和平等。在WTO立法框架下，传统的国家职能不再由国家单独行使，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5]但在实然状态下，WTO立法框架仍然存在严重漏洞，致使各个国家为争取国际贸易顺差而将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壁垒从显性的关税壁垒向隐性的非关税壁垒转变。
　　绿色壁垒是一种典型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绿色壁垒，是指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制定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它国家的产品及服务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6]作为WTO立法框架之一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TBT协议） 规定，WTO成员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应当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但在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为目的时，可以采取必要的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技术措施。[7]根据该规定，某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高技术标准，以限制技术含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至今在国际上还没有定论，同时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了严重的法律理念冲突，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实施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8]基于这一现状，对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成为绿色壁垒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在实质上是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发达国家的生物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达到较高的技术指标从而跨越绿色壁垒进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具有更为环保、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付出同样成本的前提下获得环保标准更高的生物产品，或者在获得同样标准生物产品的前提下支付更少的费用。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收益足以支付相应生产成本以及绿色壁垒实施所必须的制度成本。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较高环保标准生物产品所需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因而其生物产品会逐渐淡出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样，发达国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生物知识产权优势，一方面通过WTO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阻却在本国市场之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在生物产品方面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贸易逆差，并最终形成发达国家的生物知识产权垄断和掠夺式定价。
　　绿色壁垒的存在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WTO法不仅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是国际法律秩序中一种独特或自成一类(self-contained)的法律体系。[9]WTO的立法理念在于消除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待遇，从而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经济生活的实质公平。但是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架构中的天然缺陷，通过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和制约。
三、知识产权法保护：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出路
由于转基因生物往往具有优良的性状，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生物产品中转基因生物产品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2002年全球转基因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87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巴西和南非。在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是采用率最高的农业新技术，其发展速度比杂交技术的使用快得多。[10] 因此，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首先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制度。这一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国际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在绿色壁垒的限制下同样遭受重创，因而在美国与欧盟间引发了激烈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贸易争端。[11]转基因生物产品遭受绿色壁垒的限制，是与转基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在带来了全球农业的深刻革命的同时，也将生物制品国际贸易带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放任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越境转移，一国转基因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可能会迅速全球化；另一方面，如果放任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则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扼杀对促进农业发展和人类进步颇具前途的基因技术，并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12]
要解决转基因生物（GMOs）及其制品面临的国际贸易困境，就必须加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从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是设定在特定创新性智力成果这种特定信息上的专有权、排他权。[13]作为一种制度理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于通过保护适当程度的合法垄断来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并最终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虽然转基因技术在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只有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才能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解决生物产品的绿色壁垒问题。
首先，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自1983年开始出现以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大量的立法冲突。有鉴于此，相关知识产权立法应当突破传统民商法、经济法的权利架构，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民事权利加以界定。各国应当尽量制定统一实体规范，对同类生物产品实行同等准入标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待遇和绿色壁垒等滥用知识产权优势造成的非关税壁垒。
其次，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大量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不同，在生物产品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严重的司法管辖冲突。这一国际私法上的管辖冲突严重妨害了有关争端的解决。为了妥善处理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争端，在难以制定统一实体规范的情况下，各国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冲突规范，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当前，知识产权法对转基因技术的司法保护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加强相关知识产权司法是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最后，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司法救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加以解决的。知识产权因国家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的。[14]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的取得也同样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的行政确认程序。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妥善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以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边境保护，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并最终在技术层面突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fficulty and Outlet of GMOs Technology
Abstract: GMOs technology proposes stern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ystem. Because the security of GMOs still does not make clear, certain developed countries established the green barrier using the WTO legislation loophole to limit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ension gene biology product. This phenomenon caused GMOs technology faces difficult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solve green barrier question which GMOs technology faces, we must transfer property rights law protection to develop GMOs technology rapidly.
Key words: GMOs Biology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简介】李长健，男，湖南省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主任，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本论文为华中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课题《WTO背景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部分成果，课题编号：52204—02017。

[1] 周纪昌：《论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我国发展战略》，载《经济经纬》2004年第5期。
[2] 李扬等：《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3] 李长健主编：《新编经济法通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5] See Henry G. Schermers and Niels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1995), third revise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1-3.
[6] 刘迅：《浅析绿色壁垒与WTO多边贸易规则》，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
[7] 张平、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8] 如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生产大国的美国在2003年3月颁布了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修正案，进一步加强对药用及工业用转基因植物的管理。
[9] 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0] 喻翠玲、冯中朝：《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概况与发展趋势》，载《生态经济》2005年第7期。
[11] 李正明：《美欧转基因产品之争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分析》，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9期。
[12] 何艳梅：《〈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贸易条款及其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0期。
[13]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4] 李永明主编：《知识产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


太原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太 原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４６号



《太原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市人民政府第２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李荣怀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太原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我市廉租住房制度，保障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国家建设部、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六城区。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辖区廉租住房的实施意见，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条 廉租住房制度是市、区政府为解决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的需求，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租金核减为补充的住房保障制度。
租赁住房补贴是指：市、区政府向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申请人，按照廉租住房面积标准发放的住房租金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实物配租是指：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向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申请人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面积标准收取租金。实物配租主要面向孤、老、病、残等短期内脱困无望和其他急需救助的家庭。
租金核减是指：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地局）对现已承租直管公有住房的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在享受廉租住房期间内给予租金减免。
第四条 市房地局及市、区财政、民政、计划、建管、规划、税务、国土资源、物价、公安等部门以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廉租住房管理工作。
（一）市房地局主管我市城区内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工作。
（二）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负责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预算、筹措和监管工作。
（三）市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各区民政部门做好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区民政部门负责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审核工作。各街道办事处在区民政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做好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初审登记及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的发放工作。
（四）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廉租住房的土地供应和使用监管工作。
（五）税务部门负责廉租住房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
（六）市物价部门负责廉租住房租金和有关收费的核定工作。
（七）公安部门驻地派出所负责协助街道办事处对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户籍审核工作。
（八）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廉租住房补充资金的筹措工作。第五条新建的廉租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各项收费执行经济适用房相关优惠政策。市、区政府购买的旧住房作为廉租住房的，以及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按照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六条 廉租住房资金来源实行市、区两级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多种渠道筹措的原则。
（一）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照年度廉租住房保障计划安排必要的廉租住房资金，市、区财政各承担５０％；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提取的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国家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有关规定上交市财政部门，市财政部门专项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三）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出租收入；
（四）社会捐赠的及其他渠道筹集的廉租住房专项资金。
第七条 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租赁住房补贴的发放和廉租住房的购建、管理、维修和物业管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八条 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应当以收购现有旧住房为主、新建住房为辅的方式筹集，严格限制集中成片兴建廉租住房小区。廉租住房来源主要包括：
（一）政府出资收购的住房；
（二）政府出资建设的廉租住房；
（三）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
（四）腾空的直管公有住房；
（五）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现承租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公有住房；
（六）政府采用其他渠道筹集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
第九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家庭成员应具有太原市非农业常住户口且其中１人在我市居住５年以上、其他家庭成员居住２年以上的；
（二）月人均收入低于我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连续享受低保待遇１年以上的；
（三）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４平方米（含４平方米）以下的；
（四）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
（五）在房改过程中，未购买过房改房或未享受过购房补贴的；
（六）在城市拆迁过程中未享受过货币补偿安置的。
第十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由户主持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向其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一）现住房证明材料，包括：申请家庭现居住住房以及以申请家庭成员名义承租或拥有产权的它处住房的房屋产权证明、公房租赁合同（证）、房屋产权单位的证明；
（二）低保证明材料；
（三）享受优抚待遇的，需出具区民政部门的证明材料；
（四）人口状况证明材料，包括：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及家庭成员之间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社区居委会对申请保障家庭的情况调查核实后，上报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初审后，在其工作单位和所属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１５天，公示无异议的，报城区民政部门。
各城区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审核，根据每年的廉租住房保障计划，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中，确定年度初选保障名单，并予以公示，公示期为１５天，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房地局备案。市房地局应当对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社区居委会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住房状况进行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 区民政部门根据每年的廉租住房保障计划和资金情况，在初选对象中，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当年的保障对象，并将结果予以登报公布。未列入保障对象的，依次按规定条件排队轮候。拒绝接受保障方案的家庭，须重新申请登记。在轮候期间，申请人家庭收入、人口、住房等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有关部门和申请人应告知所在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根据变化情况提出变更、退出意见，变更审批登记程序按申请审核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廉租住房保障标准
（一）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按现行公有住房租金的５０％收取。
（二）配租住房面积标准为人均使用面积８平方米（含原住房使用面积）。
（三）租金补贴面积标准为人均使用面积８平方米（含原住房使用面积）。
（四）租金补贴按现住房使用面积低于租金补贴面积标准的部分每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补贴８元。
（五）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的条件、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配租住房面积标准（租金补贴面积标准）和租金补贴标准，由市房地局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四条廉租住房保障实施方式：
（一）享受租赁住房租金补贴的保障对象，应当根据需要选择承租适当的住房，在与出租人达成初步租赁意向，报市房地局备案后，保障对象与出租人签定统一格式的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凭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和身份证到所在城区的街道办事处领取租金补贴，用于冲减房屋租金。
（二）享受实物配租的保障对象，应当与廉租住房产权人签订《太原市廉租住房租赁契约》，报市房地局备案。并按照契约的约定向廉租住房产权人缴纳租金及物业管理等费用。实物配租廉租住房，租赁期限不超过一年，租赁期满应当对承租户资格重新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三）已承租直管公有住房并享受租金核减的保障对象，按照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四）每户保障对象只能享受上述一项保障方式。
第十五条 廉租住房的承租人应当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按月交纳租金，不得拖欠。
第十六条 保障对象应当按年度向所在城区民政部门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变动情况。城区民政部门对其申报情况进行复核，并按照复核结果，调整保障方式。对家庭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规定收入标准的，取消其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停发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或者在６个月内腾退所配租的廉租住房。
第十七条 廉租住房申请人对审核结果、轮候结果、住房补贴结果、配租结果、租金核减有异议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第十八条 住房困难最低收入家庭申请廉租住房时违反本办法，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及住房状况的，由区民政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已骗取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令其退还已领取的租赁住房补贴，或者退出廉租住房并补交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房标准租金的差额，或者补交核减的租金，情节恶劣的，并可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房地局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租赁补贴，或者停止租金核减：一、将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的；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三、连续６个月以上未在廉租住房居住的。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如违反本办法，在廉租住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对已批准的廉租住房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